狱中笔记——艾奥莉拉【完结】(15)

2019-06-09  作者|标签:艾奥莉拉

所以我不写回忆录,或更直白地说——赎身状。我参与过帝国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时常会接触到高级的机密。这些机密在法庭上我没有透露过,现在也不打算在回忆录里书写。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也应有它的尊严,我将带着这些秘密死去。

1947年1月17日

12.语言

我在中学时就开始主攻理化,读大学时,已经和研究生一起进实验室。但上帝赐予人的时间是相等的,我的德语和外语都十分破烂,不得不用背辞典的方式来增加词汇,应付作文考试。

这个经历是很幼稚的,却使我这种并无语言天赋的人受益良多。现在我对词汇的含义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并且能用这个后天习得的本领来遣词造句。大学时与一位学人文的朋友辩论使我掌握了快速组织词句的能力,后来我在安全局负责书报审查,又对词语的褒贬义和字里行间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报时不得不速读很多英法的资料,这些旁门左道的经历最终使我变成一个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这些后天能力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常撞上南墙,语言只不过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像石头可以敲击出火花,却永远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论,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确立,就永难更改,这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13.相遇伊利亚斯

【原文】

我记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路笔直向西,日落的阴影笼罩帝国。我也记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树上,八年里那些秀小的树木招展着帝国的新生,浅淡的黄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现在帝国覆灭,我在囚牢里又见到那个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浅栗色的头发,让我想起人们用以回忆的东西:发黄的信纸,或模糊的照片。他站在监狱广场的另一侧,穿着谈不上款式的衣服。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民观察家报》的年轻记者是柏林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穿着走遍世界的风衣走进周末舞场,总有三五个姑娘拥上来。

现在他那么朴素,近乎憔悴。

我惊讶的并非他的憔悴,这是所有困守兰斯贝格的人们的日常。你当然会在最高傲的人那里看见最深的苦难,因为他早已迈过普通的坎坷。我惊讶的是他在这里,一件红马甲昭示他的命运。

卖字为生的人或许真的比卖力为生的人要高贵,即使从未杀过人的纳粹记者也会被“历史”判罚。那些民主分子料必窃为之喜,因为只要我们仍然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判罚的一方,他们就也无偿地不朽了。

这只是一个死囚的狂言。来到兰斯贝格后我时常感到一种死后的轻松,或说从柏林陷落的那天起,作为帝国情报官的我就无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看见伊利亚斯,却觉得自己会活下去。死牢既然施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用来推翻它的统治。

顺带一提,盟军在两年前的今天进占维也纳,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7年4月27日。

【编者注】

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是前《人民观察家报》第二版的记者和编辑,由于发表反犹言论而获罪,投入兰斯贝格监狱等待死刑。这天加兰与他相遇,几乎交肩而过却让二人心绪难平。他们在柏林相识,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其中,成为朋友,各奔东西又在人生的末尾相遇。在阿本德罗特写于狱中的《兰斯贝格的日落》里,同样留下了名为《加兰,以及人生的断片》的一篇。其更为详尽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对彼此的隐喻。

他们对死亡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加兰信仰瓦哈拉的烈火,而伊利亚斯用游历世界的方式证言生命的热力。帝国覆灭在前者而言是一方可以长眠的棺材,却让后者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在狱中的相遇因此具有了哲学意味。

我在后来的调查里得知,加兰在这次相遇后一改常态,开始暗中联系从前被他拒绝的一些人,包括三个月前试图让她写“赎身状”的美国OSS菜鸟办事员。当时他甚至不知道OSS已经更名为CIA,但很快就找到了其在德国的代理——盖伦组织。

此后的事或许都在这条隐秘隧道里完成:伊利亚斯在1948年获释,不久后在慕尼黑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1952年加兰走出监狱,旋即参与BND(联邦德国情报局)的组建。带着这些假设,这本笔记里的《纪念720》《相逢》《国家法官》等篇章就有了另一层意味。

“他不会让任何利益——包括生命——成为信仰的一般等价物。”伊利亚斯这样评价加兰,但我想,他或许会为一个新的国家利益,付出自己的信仰。以下附录伊利亚斯写在同一天的日记。我在萃集这本笔记时,已经无法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了,作为我年幼时撒欢膝下的人,我妄揣这位亲切的长者会宽恕我的冒昧。

14.纪念720

晚饭后,人们聚在读报栏下盯着到处开天窗的报纸(盟国向在押战犯有选择地提供报刊信息,凡不适合提供的即行剪辑——编者注),报端上日期写着7月20日,我是这样想起三年前的刺杀元首事件的。

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施陶芬堡的伯爵把炸弹放到希特勒的桌下。他很快逃离现场,爆炸时已经走在通往政变的路上。一群预备役军官想颠覆政府,但众所周知,希特勒活到1945年夏,伯爵的计划破产了。

当时我正在东线外军处,接到调遣令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一天。再一天后我回到安全局,却接到了对我本人的稽查。奉命平叛的帝国官员戴着手铐走进自己的单位,这就是当时的局面。我被隔离审查数日,幸而获得信任,进而参与这件事的审理。

那时施陶芬堡已经死去,涉案人员大都押送安全局,余下的正由四处(秘密警察——编者注)加班搜捕。穿上制服的便衣侦探冲进五处(刑事警察——编者注)的大小部门,由于五处长奈比已是叛国嫌犯,这些意法联军迫不及待地鲸吞同僚留下的势力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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