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_鲁迅【完结】(5)

2019-02-21  作者|标签:鲁迅



(9)刘百昭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奉章士钊命令接收女师大时,与学生发生冲突,他恐吓学生说:“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二十二日,他又雇用老妈子百余人随同巡警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一九二五年九月至次年一月间,他兼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里所引的骈文是他为《艺专旬刊》所作的《发刊词》中的句子。按当时北京女佣以三河县籍为多,故被泛称为“三河县老妈子”。

(10)孔丘即孔子,儒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墨家创始人。老聃,即老子,道家创始人。过去一般认为,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儒家、墨家都是主张“有所为”的,他们各自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学说,而道家则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11)关龙逄夏桀的臣子,因谏桀作酒池被杀。少正卯,chūn秋时鲁国大夫。孔丘为鲁国司寇时,借鼓chuī邪说等罪名将他杀害。

(12)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等。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他们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剧烈的生存斗争。克鲁巴金(]..1921),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所著《互助论》中,认为生物进化和人类发展,都有赖于互助,主张用互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3)勃朗宁夫妇勃朗宁(R.Browning,1812—1889)和勃朗宁夫人(E.Browning,1806—1861),都是英国诗人。他们曾不顾勃朗宁夫人父亲的反对,秘密结婚并脱离家庭远走。

(14)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chuī者。他和叔本华都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人。叔本华在他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虚荣、无知、缺乏思想,是“本来不配做什么伟大的工作”的人。尼采在他所著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则发表“妇女必须服从”、“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根鞭子”等谬论。

(15)特莱孚斯(A.Dreyfus)法国犹太籍军官。他在一八九四年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经人查明真相,要求复审,又未获准。左拉(

.Zola.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他在一八九七年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特莱孚斯是无辜的,就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结果左拉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被迫逃往英国伦敦。此案因而引起很大的反响,终于在一九○六年撤销前判,特莱孚斯仍复军职。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那篇声明“不管闲事”的《闲话》里,竟把杨荫榆、章士钊比附为特莱孚斯而隐以左拉自况。篾片,豪门帮闲的俗称。

(16)水平线下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chuī嘘他们出版的作品“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学棍学匪,参看本书《学界的三魂》及其注、(2)。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也对鲁迅进行类似的攻击。

(17)这一段也是徐志摩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里替陈西滢chuī嘘的话。

(18)“管中窥豹”语见《晋书·王献之传》:“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19)陶孟和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中说,当时教育界的特色之一是“教育的商业化”。“一种是以授课为营业,……便是俗所谓兼课。……这个时代,学校太多,学者太少,这个僧少粥多的状况,不得不稍牺牲大学者的光yīn。所以除了那些蠢笨无学识的,不得不只依赖一个学校收入吃饭的以外,硕学醇儒便不得不在一星期里驰驱——如在北京——于九城之中。”这里的“驰驱于九城”即奔走于北京全城的意思;因北京有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等九门,故以“九城”统称北京全城。

(20)“孔子作《chūn秋》,而乱臣贼子慎”语出《孟子·滕文公》:“世衰道微,邪说bào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chūn秋》……孔子成《chūn秋》,而乱臣贼子惧。”

(21)小乘教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它宣传人死后“神不灭”、轮回、因果报应等等,在旧社会中影响很大。

(22)“投畀豺虎”语见《诗经·小雅·巷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曾用此语咒骂女师大进步教员。参看本卷第169页注(8)。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gān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jian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qiáng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jiāo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cháo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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