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找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员，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操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演员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尹小跳知道这首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人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她只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把这首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首歌时，就最爱唱最后那个“巴扎嘿！”这是一首西藏翻身农奴歌颂毛泽东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经，又像耍贫。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qiáng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上，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gān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兴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巾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她从来也没结过婚——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儿毛病，好像其他准备结婚的人都结过许多次婚似的。但是，她从来也没结过婚——她仍然这么想。她这样想自己，谈不上褒意，也谈不上贬义，有时候显得自傲，有时候又有几分哀怨。她知道自己不像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她的眼神儿里常有一种突然不知所向的湿润的蒙胧；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没有婚姻、没有生育过的女性的成熟的矫捷、利落而又警醒。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是塞着一些零食：话梅、鳗鱼gān、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过她的同事没有叫她尹社长的，他们直呼其名：尹小跳。很多时候她显得chūn风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chūn风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远走美国之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明朗。长期以来她总是害怕把自己的恋爱告诉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恋爱告诉尹小帆不可。就好像以此证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经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恋爱中所做的一切。眼下她仍然有点儿鬼祟、又有点儿逞能似的这么想着，她仿佛已经拿起了电话，已经看见越洋电话的那一头，芝加哥的尹小帆听到这消息之后那张略带懊恼的审视的脸。还有她那搀着鼻音的一串串语言。她们，尹小跳和尹小帆，她们曾经共过患难她们同心同德，是什么让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视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种蔑视，连同她的服装，她的发式，她生活中的男人，无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讽刺和抨击，以至于尹小跳卫生间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产生过不满。那年她回国探亲，在引小跳家里住了几天，她抱怨姐姐家热水器喷头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头之后冲不gān净头发——她那一头宝贵的长发。她绷着脸抱怨着，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远记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没准儿她不应该告诉她。
出租车把尹小跳送到亿客隆超市，她采购了足够一星期吃的东西，然后乘车回家。
家里停了暖气，房间里有些yīn凉，但这yīn凉显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满空间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带着几丝幽幽的落寞之气。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晚上，尹小跳喜欢打开所有的灯，从走廊开始，到厨房，到书房，到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所有的灯，顶灯，壁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chuáng头灯……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这些开关，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这么熟络而又准确。
尹小跳是这房子的主人，她用开灯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这些灯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灯们自己点亮自己欢迎着尹小跳的回家。于是，灯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灯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觉得可靠、踏实。她就这样把每一个房问行走完毕，最后将自己bī进一个小小的角落：
客厅里那张灰蓝色的织贡缎面料的单人沙发，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觉时最喜欢的一个角落。每当她从外边回来，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这张小沙发上坐着愣那么一会儿，喝一杯白开水，缓缓神儿，直到身心安生下来，松弛下来。她从来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即使当陈在把她抱在怀里，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时，她也表示了坚决的不配合。情急之中她gān脆对他说：“咱们上chuáng吧！”
这是一句让陈在难忘的话，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从未上过chuáng，尽管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他们深明彼此。后来，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烧包地打着嘴仗，嚼清是谁先“勾引了”谁时，陈在就会举出尹小跳的这句话：“咱们上chuáng吧！”这话是如此的坦dàng，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陈在一万遍地想着，此时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这个柔若无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爱，从来就是。也似乎正因为那句话，那个晚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成。
今晚陈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尹小跳吃过晚饭，又坐回到小沙发上看了一部书稿，就洗澡上chuáng。她愿意早点儿钻被窝儿，她愿意钻在被窝儿里等陈在的电话。她尤其喜欢“钻被窝儿”这几个字，有点儿土，穷穷气气的不开眼，可她就是喜欢那“钻”和那“被窝儿”。她一直不能习惯宾馆、饭店和外国人的睡法：把被脚（或毯子脚）连同被单紧紧绷在chuáng垫上，腿脚伸进去，一种四边不靠、没着没落的感觉。
她也不喜欢羽绒被和蓬松棉、透气棉之类，轻飘飘地浮在身上反倒让人累得慌。她一直盖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欢棉被叠成的被窝儿的千般好处，喜欢它覆盖在身上那稍显重量的温柔的压迫感，喜欢被窝儿的旮旮旯旯隐藏着的不同温度，当她因为热而睡不着觉时，她就用她的脚寻找被窝儿底下那些柔软褶缝儿里的yīn凉儿。她需要蜷缩的时候，被窝儿也会妥帖地簇拥起她的身体，不像那些被chuáng垫压紧的棉毯毛毯，你简直不要妄想扯动它，你得服从它的霸道，因而你得保持得体的睡姿——凭什么呀！尹小跳想。每次她出差或者出国都故意把那些毯子、被单掀得乱七八糟。棉被使尹小跳的睡眠一直挺好，她的不愉快大都是半夜醒来袭上心头的。当她打开台灯，脚步不稳地去卫牛间撒尿回来，关掉台灯复又躺在chuáng上时，只有这时，她才会突然感到一种伸手抓得到的孤独甚至无聊。她开始胡里胡涂地想一些事儿，而人在半夜醒来想起的事儿大半是不愉快的。她是多么不愿意在半夜醒过来啊！当她真正有了陈在之后，她才不再惧怕半夜的苏醒了，她将不再是她一个人。
她蜷缩在被窝儿里等来了陈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亲着她，他们说了很长时间。当尹小跳挂断电话时，她发现自己还不想睡觉。就在这个晚上，陈在远离福安的晚上，她特别特别想看一看封存在书柜多年的那些情书。那不是陈在写给她的，她也早就不再爱恋那给她写情书的人。她此时的欲念谈不上是怀旧，或者有几分查看和检点的意思，也许她珍惜的是那些用人手书写在纸上的字。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人用手把握着笔在纸上写字了，特别是情书一类。
2
一共六十八封信，每封信都被尹小跳按时间顺序编了号。她打开第一号，展开一张边缘已经发huáng的白纸：“小跳同志，在京匆匆一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现在我在飞机上给你写信，今日到上海，明日飞旧金山。你约我写童年自传的事我会认真考虑——因为是你约。”署名“方兢”，时间是1982年3月。
与其说这是一封信，不如说这是一张便条。字很大，歪歪斜斜地铺排在十六开白纸上，就显得稀疏，字们像是瞪着傻眼在看读信的人。严格来讲，它也算不上情书，但它当年给尹小跳灵魂的震撼，却比日后她接到的他那些真正的情书要qiáng烈得多。
写信人方兢在当年的电影界人红大紫：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生命》在全国各大影院不厌其烦地上映之后，还连获了几个大奖。那近一部描写中年知识分于在过去的年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却乐观地存活下来的电影，方兢就在电影中扮演那个被关押在边疆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劳改使他再也无缘和这种乐器见面。
电影中有个情节：主人公在食不果腹的超常劳动之后，当他从莜麦田里直起腰，看见远方迷人的晚霞时，还是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他以右臂当琴脖，用左手按在右臂上，手指跳动着，就像在按动提琴的柔弦。电影在这时有个特写，即主人公那条瘦骨磷峋、伤痕累累的胳膊和他那只已经变形的古怪的手。那条模拟着提琴的胳膊和模拟着演奏的手让人心碎，尹小跳每次看到这里都禁不住流下热泪。她坚信那不是表演，而是方兢本人就有那样的经历。这样的电影情节在今天看来也许稍显矫情，但在当年，在人心被压抑了太久的时代，它轻而易举就能呼唤出观众奔涌的泪水。
尹小跳从来就没有设想过她会认识方兢。那时她大学毕业不久，通过关系进人福安市儿童出版社当编辑。像所有崇敬名人的年轻人一样，她和她的同学、同事热心地议论《美丽生命》这部电影和方兢本人，阅读报纸上、杂忐上一切关于方兢的介绍并且争相转告：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爱好，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带着影片赴某国参加某个电影分又获一个什么奖，甚至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尹小跳都一清二楚。她和他认识是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组稿，遇到一个大学同学，这同学的父亲在电影家协会工作，因此消息特别灵通。同学告诉尹小跳，电影家协会要给方兢的作品开研讨会，她有办法带尹小跳溜进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