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
叁十年河东，叁十年河西，真是这样。
小时候，家住北京宣武门内，离宣武门外的琉璃厂很近，放学後没事就去玩儿。一是有个姓松的同学家就在那边，到他家去玩儿。他家的院子现在想来就是古董，小，什麽都缩一号，非常jīng致的四合院，院门上有复杂的砖雕。
清代的清教意识浓，皇城内禁娱乐场所，所以南城，也就是出了宣武门，前门，崇文门，才是花花世界。前门大街以东，也就是现在的崇文区，多匠作。宣武区呢，多戏园子、jì院、商店、茶馆、餐馆、各省会馆；秋决刑犯在菜市口，看杀人是民间的一大节日；民间杂艺在天桥，街角站着职业骂街的，收钱之後叫骂谁就骂谁，语词通俗刁钻，也是一派豪气；古董字画古旧书就在琉璃厂，举人士子穷读书的，搜寻故旧。所以宣武区可称得上是帝京的驰费之地，天子脚下的温柔乡。
温柔乡里却多豪杰志士，琉璃厂以东，是杨梅竹斜街等八大胡同。烟花巷是最时髦的，jì院是最早安电话的，革命志士在窑子里聚议，电话通知同志，饿了电话叫席，危险由电话里传来，比捕快早一步溜掉，所以有蔡颚与小凤仙的佳话。窑姐儿也算得上革命之母吧。
於是大臣和京官常有在南城另建宅院的，方便娱乐。这样的院落，比内城的正经宅院多人气，我的这个同学家，就是这种性质。我心目中的理想环境，是这种小一号儿的，真正为人活得舒适，而不是为身份地位。不过这些俗世样貌，已经是消失的古董了。
我这个同学很喜欢我到他家，一是我们的家庭都属於新中国的「敌人」，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甚为相得，没有政治的压力；二是他很喜欢向我展示他父母昨夜在chuáng上的痕迹。双人chuáng上，他象军事地图前的将军，讲解战役，我则象个下等兵，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劳改去了，家中并无战役。将军有一天说，「真想结婚了」，听得我肃然起敬，可不知道他看上了谁，因为我们上的是男校。
二呢，是班上有个姓杨的同学，对山水画狂热，用毛笔蘸水彩颜料在任何纸上画贺天健式的山水，说实在，挺好看的。他家里在乡下，上学穿开裆裤，裤腰一折，用红腰带捆住，常被班上的同学笑话，可是踢球的时候，他守门最好，常常用裆就把球拦住了。我也是穿开裆裤的，和他一党，不过我的↓裆裤是改良式，系的是松紧带儿，坐着时肚子前会凸出一大块。我们两个常在一起，倒不是裆的原因，而是我也喜欢画画。我画的很杂，喜欢画什麽就画什麽，喜欢怎麽画就怎麽画。有一次画了一张花木兰给可汉搓澡，被老师没收了，估计是被老师收藏了，因为找家长谈话後没有还给我。
我们两个都不屑参加学校里的美术小组，坐在那里画石膏，画静物，有摆样子给窗外经过的人看的意思。我们是放学後去琉璃厂的小子。
琉璃厂，是我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份，我後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与琉璃厂有关。我去琉璃厂的时候，已是公私合营之後的时代，店里的人算是国家gān部职工，可是还残存着不少气氛。
安静。青砖漫地，扫得非常乾躁。从窗户看得见後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人和气。熟人进店，店员立起来招呼，请坐沏茶，聊，声音不大不小；一般人，随意检阅，刚有疑问，店员已经到了。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麽，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後渐悟。
店里的习惯，是培养将来的买主，可是新中国的下一代，是不会买古董了（钱就是一个问题，可当时的东西也不贵），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跟着毛主席，砸烂旧世界，终於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叁十年河东，叁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一点不假，现在古董又值钱了。
什麽东西一值钱，就有仿冒品，历来如此。
有一本《金石书画笑史》不妨重印，或什麽讲古董的杂志连载一下，一定让看的人心情愉快。清代古砖值钱，因为值钱，所以官场中送礼讲究送砖。毕沅到江西做官（这官也实在做得是地方），有个知县送十多块砖，派人押来，因为毕沅五十大寿。
毕沅当然是欢喜得很，赏了这个押差。押差当然也是欢喜得很，一欢喜就得意，一得意就想奉承。於是表功，说知县怎麽怎麽不容易，按照旧样仿，烧造，浸色，做旧，养苔。毕沅具体气成什麽样，很难想象，因为他素称通博，而且手下有一帮有名的金石考订专家，象宋葆醇、俞肇修、赵魏等等。
不过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记了砖的事情。嘉庆年间谢启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时候，因为整治庭院，挖出八块砖。砖上有「永平」字样，於是谢启昆考定为晋惠帝永平年间的古物。得了古董，谢启昆命名自己的书斋为「八砖书舫」，而且设宴雅集，自己赋诗纪之，和诗的多到数十人。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永平」两个字是明朝永平府烧造标记，古董於是不那麽古了。谢启昆气得大骂「你们这类嗜古家，就会穿凿附会，一块砖也值得深究吗」！
钱泳记的这件事，好象不是在骂人，因为不识相的人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不识相罢了，谢启昆则是将雅趣看得很透，把话兜底讲出来，倒有真意，谁还能再说什麽？
认真说起来，清朝在古董的趣味上是很宽的。这和大清律有关。清朝的清教意识很重，规定八旗子弟不可经商，怕受腐蚀。不经商gān什麽呢？每月领了饷银，多也不多，物价稳定，吃穿够了，於是只好游手好闲，玩笼鸟，玩鹰，放鸽子，遛狗，斗蛐蛐，收鼻菸壶，听戏。
因为听戏，八旗子弟养成为专业听众。听戏真的是听，不是看，眼睛是闭起来的，而且脸不朝戏台，更专业的是钻到戏台下面听。对这样的专业听众，唱戏的怎麽敢唱错？
开玩笑的话，可以说大清朝亡於不许子弟经商。一八四○年前，因为瓷器、丝、桐油的出口，清朝是白银入超国，一仗打下来，贵戚才渐渐明白洋人是要有贸有易。清朝叁百年，如果贸易的意识健全，历史会不会另一种样子呢？
我有时候到宣武区游逛，会想，古时候，这里是商业区呀。可是，它怎麽连仿冒古董的样子也没有了呢？
且说侯孝贤
七十年代末，我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乡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压缩饼乾，可是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又喜欢看警察，十年没见过这种人了，好新鲜。尚记得十年前迁户口上山下乡，三龙路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右看看，说：“想好喽，迁出去可就迁不回来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开始厌警察，朋友指导我说这才有个北京人的样子嘛。路何漫漫，接着虚心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罢。另一种回到城里的感觉是慌慌张张看电影。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甚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