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冰鉴_[民]马道宗【完结】(8)

2019-03-10  作者|标签:[民]马道宗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jiāo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他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qiáng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qiáng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3)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jiāo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jiāo。任京官时,又广jiāo友朋,以文会友。他曾追随理学名家唐镜海、倭仁学习,而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jiāo。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畬、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我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曾国藩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chūn仍在”的诗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jiāo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 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 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jīng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军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 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汝昌等;一些外jiāo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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