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决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因此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闽川名士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时，结识了一位jì女，两人情投意合，相爱甚深。后来欧阳詹进京任职，相约到京后即派人来接。jì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一刀剪下发髻，置于匣中，并附诗一首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派人来接时，捧回的便是这只匣子。欧阳詹开匣见发，又见其诗，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恸而卒”。以欧阳詹进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jì？然竟为一jì伤情而死，可见其情之切，其爱之真。
这可真是“婢不如jì”了。
事实上，岂止“婢不如jì”，便是妻妾，能获此情者，也实属罕见。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深究。
显然，这里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无论狎客，还是jì女，他们都不缺少性。青楼女子，卖笑为生，自不待言；而有资格享用营jì或有条件走进青楼者，也大多有妻有妾（当然不一定在身边）。那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làng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làng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jì女。jì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làng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jì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
jì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jì女是被当做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jì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力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练的jì女，便不肯将芳心轻许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首敦煌曲子，其实道出了不少jì女的心声：她们不是不需要爱，而是深深懂得，像她们这样以色事人、出卖肉体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爱一时间”。这就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她们渴望的，恰恰是“爱的永恒”。只不过，她们深知，这种真挚的、忠贞的、永恒的爱，实实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们一旦动了真情，就会格外地炽热和执著，也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死恋”。
不过，这种爱，是不大见容于社会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qiáng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qiáng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jì，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既然如此，则jì女之爱，便难免不少是悲剧。
有两个例证是经常被引用的，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们分别见于唐人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和明代冯梦龙的《今古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故事，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经讲过，这里只讲霍小玉。霍小玉的母亲本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无“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们母子便被扫地出门，小玉也沦为歌jì。这种生活遭遇，使小玉对那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当书生李益向她热烈求爱时，她的期望也不过只是李益在三十岁前，能爱她几年，以后自己便永遁佛门。谁知，李益一获官职，便立即遗弃小玉，另娶“甲族”卢氏。小玉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四处寻访，并不见李益踪影。后来，侠士huáng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来看小玉。这时，小玉缠绵的爱已转化为qiáng烈的恨。她对李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恋人）的负心，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义愤。其实，真正有罪的，应该说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社会。依当时婚律，“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配偶。”所谓“本色配偶”，也就是只有本阶级、本阶层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说官僚阶层难以与jì女通婚，便是封建阶级内部，也要讲究门第的高下。唐代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要李益放弃卢氏这一“高门甲族”，而与卑贱的歌jì白头偕老，事实上并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为孙富的游说所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那一千两银子，而是回去后如何向父母jiāo代。他们既然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当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jì之（四）风雅与才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jì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jì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
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拚，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jì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而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