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_易中天【完结】(15)

2019-03-10  作者|标签:易中天

  所以,北京“官商”中态度恶劣者“霸”,“私商”中态度恶劣者“痞”。比如龙应台在“官商”地盘里(首都机场)体验到的便是霸气,在“私商”地面上(日坛市场)体验到的则是痞气。不过表现虽不同,性质却一样,即都是蛮横无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jīng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谈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一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杨宪益先生诗云:“痞儿走运称王朔,làng子回头笑范曾。”不管我们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本书无意褒贬),都可以肯定他们只会出在北京。

  如果说,官气在朝痞气在野,那么,又有官气又有痞气的,就在朝野之间。

  这个介乎朝野之间的所在,就是学术界。

  北京的学术界无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北京有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有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那里jīng英辈出,泰斗云集;有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那里馆藏丰富,积累深厚;有国家出版社、国家电视台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能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最好的园地;何况北京位居中央,居高临下,四通八达,消息灵通,发言权威,总能得风气之先,居全国之首。北京的学术界,不能不优秀。事实上,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成果出在北京,中国最杰出的学术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来一直被全国视为楷模的学术传统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学术界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样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气和痞气。

  鲁迅先生说过:“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京派”与“海派”》)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如果说,过去北京学术界尚有“高士”,那么,时下则颇多一官迷”。表现之一,便是特别热衷于操作各类学会协会。为学术jiāo流故,成立学会,展开讨论,从来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做法,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学会协会中会长理事之类“一官半职”是也。先师吴林伯教授曾总结概括各类学术讨论会的四项任务,曰“封官、办刊、会餐、爬山”,于是它便往往变成一种为少数人蟾宫折桂提供舞台,为多数人公费旅游提供机会的活动。所以,每到学会换届之时,你便总能听到一些喊喊喳喳的声音,看见一些上窜下跳的影子,而这些声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当然,说有此念头的只是北京学人,是冤枉的;说北京学人只有这种念头,也是冤枉的。他们的标的,可能并非区区理事,而是“学界的领袖地位或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我十分赞成学者科学家参政议政,甚至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官总要有人做。做官并不丢人,就像做工、种田、教书、做买卖并不丢人一样。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然而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我就曾亲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会议组织者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表示讨论会的郑重其事和对那几位头面人物的尊重,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吓!他们竟然下作到跑到民营书店过官瘾来了,这同在街头捡烟屁股过烟瘾有什么两

  当然还有更下作的。比如卖论求官、落井下石、拉帮结派、自chuī自擂等等。总之是登龙有术,治学无心,因此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东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数日尚在追赶时髦,鼓chuī西方当代文学思cháo,数日后即摇身一变,大张批判旗帜,俨乎东方真理之斗士”(凌宇《从“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或者东拼西凑抄抄剪剪pào制“巨著”,被人发现硬伤又厚着脸皮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不是官气,而是痞气 这些毛病,自然并非北京学术界的“专利”,但,似以北京为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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