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5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jiāo困？当然，诸葛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6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7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qiáng，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qiáng。以弱为qiáng，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qiáng。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làng，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qiáng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qiáng，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