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_廖信忠【完结】(7)

2019-03-10  作者|标签:廖信忠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警备总部,这是个几十年来让台湾人闻之色变的机关。警备总部全称是警备总司令部,其实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就有这个机关了。在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担负治安、民防、动员任务,并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务,部分角色与今天的警察类同,但其权力又远远凌驾于警察之上,可说是当时时空下所产生的不符体制而出现的怪物。因其业务可说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警备总部的业务深入民众生活各层面,严密监控着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宁可错杀一百”的统治心理下,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实,这有点儿类似秘密警察机关了。

  我爸回忆说,当初带他去某个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备总部的人。过去台湾有句很有名的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可见“警总”对台湾人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及影响。

  回到正题,陈文成遭警总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而台湾那几年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上又一直不怎么好,所以这件事连美国国会都被惊动,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nüè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总gān的,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找不到,当时的政府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成为悬案之一。

  但这件事的影响,使大家开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学生特务的问题。台湾称其为“职业学生”,大部分都是领了国民党中山奖学金离开台湾去留学的学生,另外也负有监视其他学生的任务,打小报告。

  1982

  《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儿园中班的年纪,妹妹也跟着上小班了。她跟个拖油瓶一样黏着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给丢了,她又在那边哇哇大哭。

  我开始带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会帮我复习。有篇讲蒋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给我听,念着念着,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着念,仿佛听到爸爸嘴里发出“哼”的一声。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事。所以啦,那时候总是听爸爸他们在讨论政治,蒋介石来蒋经国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说:“那个蒋介石……”爸爸一听大惊:“小孩子不要乱学。”

  1982年,影响台湾社会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剧《楚留香》的播放。这是第一部正式引进台湾电视台的港剧。在那个只有三个台的年代,这部剧居然创下70%的超高收视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礼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关了,出租车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回家看《楚留香》。

  也难怪,当初台湾电视剧的水准实在太烂。以早期台湾的武打剧来说,拍摄非常粗糙,全是简陋的棚内景。这还不算,比如插个几根茅草,一个人蹲在草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请自行想象舞台剧的风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cháo了,但出手前,都边互绕圈边废话一堆,讲个十来分钟后,真正jiāo手仅花三秒钟,真是让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简直被那jīng美的制作、流畅的剧情所征服。之后,大量港剧被引进,只要有一个台播港剧,其他两台收视一定惨兮兮。

  《楚留香》影响到了各种层面。各种以“留香”、“无花”为名的餐饮茶艺馆开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业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为男人都要赶回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虽然不会粤语,但一定都会唱主题曲的最后一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玩游戏时最常用的招式变成了“弹指神功”,其实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弹出去而已。后来,那首“千山我独行……”(老实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歌名)也变成了出殡送葬一定会演奏的曲目。

  后来许多台湾艺人群起抗议港剧的侵略,说是造成工作机会受到威胁。而政府也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甚至规定港剧只能播四个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经那么轰动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了,社会上恐怕会bào动吧!就因为这条例的限制,中视在播到一半之后,只好继续将《楚留香》版权转移给华视,真是太便宜华视了。

  同时,因为港产武侠剧实在太轰动,因此当局又把它给禁掉。但当时,VHS规格及BETA规格的录影带开始流行起来,许多出租店也开始出租盗版的港剧,因此大家纷纷到出租店租港剧了。台湾有个年代电视台,当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剧录影带而起家的。

  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she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she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说,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里噤声,并被bī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jīng英们只能选择医科。到国民党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为甚,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喜欢女儿嫁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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