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白乎乎地飘来，我连忙问道：“护士，接着袖血吧！”
“不需要了。”她坚决地转开脸去，把器械颠来倒去地弄得哐哐响，“回去后你要多喝红糖水。”
“手术成功吗？”我怔怔地问，“是不是锯掉了小腿？我知道他伤势太重了。”
倪娜摇摇头，瞳仁定定地停在我脸上，“让我告诉你，小姑娘。他失血太多，头颅里还有内伤，腿伤又重……”
“到底怎么了？”
“他死了！”
“呵！”
倪娜伸出手来扶我，但我推开了她，稳稳地坐得像座山。我忽然讨厌起寻死觅活的悲伤。一切已推到了尽头，丝毫不容弥补，因而悲怆也显得虚伪轻飘，变成用手亲自挖掘折磨自己的病窖。我的心松弛下来，变得悲凉凄婉，那像个huáng褐色斑点，有了它就老了，不再青chūn年少，不再有单纯的微笑。
当夜倪娜陪我去了停尸间，那是间yīn冷的平房，亮着一盏灯，是我喜欢的蜡huáng色。郑闯独自躺在一块木板上，脸被蒙着白布，那条坏腿筋筋连连地吊连着，下面垫着耀眼的厚纱布。他的手是嫩红色的，手指抠着，我总有一种幻觉，仿佛它们还像扁鱼那样湿漉漉的。
倪娜忍不住抽泣起来，她轻轻地从背后绕过来搂住我的肩，头也趁势抵在那儿：“走吧，小姑娘，要节哀。”
“你先走，我想单独跟他道别。”
她无力地松开手，哀哀地舒口气：“你快一点，我在门外等你。”
门一开一合，那盏孤灯便晃动起来。我没有怕的感觉，仿佛他不过是在这儿酣睡片刻，一个人的生命绝不会如此脆弱，说死就突然死得彻彻底底。
我掀开那块蒙脸的布，他的头部有个大dòng，塞着脱脂纱布，看去像只圆瓶上的新塞子。他的头发蓬乱，脸有些发青，他的眼我是永远见不到了，它们紧紧闭着，不肯给人最后的记忆，他的脸十分安详，像个刚出生的男婴。
外面徘徊着脚步声，我知道该走了，否则就太迟了。当我的目光触到那一双斜歪的棉鞋时，只感觉周身寒彻，爬满无数的悲情，而真正的悲哀正是那样不动声色地袭击人，摧毁人。
郑闯的尸体运回连队，孤单地躺在仓库内。当地盛行土葬，木匠也已打好个厚重的棺材，半人多高，里外涂上黑色油漆。整个连队都承受着这个大灾难，人人都变得目光黯淡。男宿舍里他的chuáng铺和衣物上都dàng了一层厚灰，但却一样不少，仿佛耐心地等待着那个爱清洁的男孩，归来挥动抹布。
在等郑闯的父母来送葬。
已临近chūn节，气候却仍不肯还暖。待收到郑闯父母的接站电报，才发觉郑闯身上的棉衣已跟尸身冻在一处了。
“一定要换上里外三新的棉袄！"指导员咆哮着，"要快！赶在人家父母到前换上！人家失了个小子……”
指导员的眼睑卜卜地跳动着，说话时牙齿狠狠地相磕着。郑闯的死好比掘个缺口，从此指导员对知青就只得另眼相看，因为我们有人为此地献了躯洒了血；一旦这上中埋下了我们的一份子，我们便成了主人。
大家把郑闯抬到水房，那口大锅里填满了冰，湿柴死气沉沉地伸在低矮的灶口里。我过去愤怒地抽出了它们。命运给了我最漂亮的一击，将恋爱与死亡畸形地聚集在同一个场所，把活人的思念零刀散剐。
“他们快到了。”倪娜揉着我的头顶，“让他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好吗？”
炉灶里重新架起了火。冰化成水，热气迷迷dàngdàng，他们把那男孩放入锅中。他泅入水中，毛发像飘逸的水藻。卷毛头取来棉衣棉裤棉鞋，还有gān毛巾。这个骄子眼圈青黑，“女生们出去吧，我们给他换衣服！”
女生们纷纷退出，把男孩的尊严奉给死者。卷毛头捋住我，用看一个未亡人的目光盯着我：“让我来尽这责任。”
“尽量擦得gān一点，他……怕冷。”我说。
郑闯下葬后那口锅却沿用下来，仍用于化冰烧热水。这本再合理不过了，因为幸存的人要继续活下去，缅怀过去只占用空余时间。我晚上常独自去水房打水，在那寒冷的宅第内，男孩像个夜盗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暗处。
郑闯的父母是晚上前跟夜幕一块到达的，他们收到的只是儿子病危的电报，然而三天四夜的行程中他们已暗暗地想到了绝处。
郑闯的母亲哭嚎了几小时后就安定起来，我觉得她跟在当初送别儿子哭得一样，调门相同。也许对她来说，自接到电报的一刻起儿子就奄奄一息了，如今从她手中滑掉的不过是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
郑闯是大年初一下葬的。已近huáng昏，西边突然闪出一片瑰丽的夕阳，鲜红色；墓地后面是一大片没有终结的森林，孤苦无告地肃立，那样清冷和遥远。那是倪娜选中的，她说喜欢这样的宁静。
“他会喜欢的。”她喃喃地说。
早上就有人用炸药崩开了墓xué，偌大的棺材深深地下进去，听见冻僵的碎上冰雹似的砸在棺面上。瓦西里chuī起了口琴，是他擅长的忧伤幽长的曲调。然而一般的忧悒在墓场冷峻的空间失去重心，变得如一支轻佻的夜曲。
“滚开！”卷毛愤然骂道，“chuī什么迎亲曲！”
两个男人面对面，怒目而视。突然，卷毛劈手夺过口琴，狂chuī起来。那是首无名的葬歌，感觉是从心里涌出的哀乐。他傲然地扛着肩，一直chuī到嘴角红肿。据说他的艺术灵气就萌发自那一刻，如今他被称做音乐家，但他最辉煌的杰作仍是在被称为卷毛时的那支哀调，那片墓场是他艺术生涯的发源地。
我没淌一滴泪。我大概真的老了。他死了，我活着，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个十六岁的男孩。今天，有时灰扑扑的弄堂里出现个骑huáng鱼车的男孩，猛然回首，往事便历历在目。郑闯死后好久，我都被负罪感压抑，怕跟任何男孩来往，暗暗地洁身自好，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致丧标志。
葬礼之后，连队选出一立方米上好的板材运往郑闯上海的家，还有两对木箱。临发货当天，郑闯母亲佝下腰，仔仔细细地在每一件货物上加贴了醒目的标签。
我忽然愤慨地觉得跟那能gān女人的缘分断绝了，从此天踞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不想去车站送他们，后来果真没去。
她跑来向我道别，絮絮地说从此会把我当女儿对待：“今后有什么难处就给妈妈我写信。”
“我只有一个好母亲。”
她换了换腿站，似笑非笑：“那么，再见了，早点回上海！”她走到门边，返身说：“本来想把那些他的日用品留下给你，可听说你回上海学习，所以才全带走了……”
“你快走吧！”我说，“求求你。”
她果然疾速地走掉。
我不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麻木，郑闯是独子加孝子，他死后他们竟没施于撕心裂肺地悲号，仿佛他该死，死得合情合理。
郑闯的母亲随身带来儿子的最后一封家信，逢人便说，那孩子平素总写规规矩矩的平安信，唯有这一封写得没头没脑，开了一长串清单索要东西，最令人惊诧的是他让母亲代买一块jīng致昂贵的女式手表，说有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