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喜”诺诺连声，解释了一句什么，结果又是“阿福”不爱听的话，颊就又挨了一鞋底儿。
“好！”
有人大喝其彩。
一阵疑似的“掌”声。
喝彩之声和掌声，如针扎我心。
朋友小声说：“我数着呢，都十六下了！那女的是不是来真的了呀？”
啪！——第十七记扇在“来喜”颊上。
“好！”——几条嗓子同时喊的。
更长的一阵“掌”声。
坐在台右侧那个人走到了一对搭档之间，他劝“阿福”。然而“阿福”却不依不饶，越发泼悍，“来喜”惧怕得绕着台躲。
连第一个小伙子也上台相劝了。他脸不红了，酒劲儿过去了。并且，也换了身合体的衣服。那时的小伙子，委实有股子帅劲儿。
“不羡神仙羡少年”——我头脑中闪过了一句古诗。
那会儿的台上，如同街头闹剧。我的目光，一会儿望向那三十二三岁的男子，一会儿望向小伙子。而他俩，一位像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在劝架，特知识分子劲儿地劝着，却总劝一句话：“别这样，别这样。”像不会劝，不得不劝。小伙子则像是他的学生，与老师同行至街口，遇到特殊情况了，老师已在示范着相劝，自己又怎能不实习着劝呢？也总劝一句：“得啦，得啦……”
我诧异——因为那会儿，我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了腼腆！
那个敬业地结束了表演的小伙子，他又出现在台上时，将他的真性情也带在脸上了。正如那个三十二三岁的，这会儿像是大学历史系或哲学系教授的男子，将他刚才表演时必戴不可的丑俗假面留弃在后台了。
我忘了他们都是怎样下台去的。
我也不记得整场节目是怎么结束的。
我只注意观察那些与“二人转”没什么关系却又不得不打着“二人转”招牌卖艺的人们的脸了。
当朋友跟我说话时，剧场里已只剩我俩还坐在座位上了。
朋友问：印象如何？
我说：一种忧伤。
朋友又问：忧伤？那，能接受吗？
我说：根本不能。
可，在东北三省，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族群”呢！据说，有两三千人。两三千个家庭，靠他们这么挣钱过生活，脱贫。除了这一行，没有另外一行，能使他们每月挣六七千、一万多。不过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没人招聘，那就没有收入了。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表演那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表演场所被取缔了……
所以我忧伤。
如果你是文化官员，会严令取缔吗？
不。你呢？
也不。不忍。取缔了叫他们一时去gān什么？目前工作这么难找，失业的人在增加……
祝他们目前的人生顺遂吧！
当某现象与某些人的生存之道连在了一起，如果那现象并不构成对社会和对别人的犯罪性危害，如果“某些人”是人数不少的人，则我就会对“生存”二字执敬畏的态度，将文人清高的一己之见收敛不宣了。
在此点上，我承认我是“分裂”的。
并且，不以为自己多么的随俗可耻。
当我和朋友走出剧场时，马路上已清静了。剧场门口，伫立着几个人。
朋友小声说：是他们。
我也看出来了。
我忽然很想吸支烟，却只带了烟，没带打火机。
我问他们：谁能借个火？
有人掏出了打火机，并且按着，一手拢着伸向我。我吸着烟后，看他一眼，见是那个曾在台上将橡胶手套往头上套的瘦高的小伙子。
我说：谢谢。
他说：不客气。
我问：几点了？——为的是能再端详他们一番。
一个姑娘打开手机看一眼说：差5分10点了。
台下的他们，真性情的他们，依我的眼看来，竟皆是平静之人、沉默寡言之人、内向之人、腼腆之人、彬彬有礼之人，甚至，斯文之人。
似乎也皆是，有道德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以小说家自认为敏锐的眼，望着那样的一张张年轻而心存隐忧的脸，想要对他们微笑一下，却面肌发僵，没笑成。
又来了几个骑摩托或自行车的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于是他们被摩托和自行车带走了。
有人临去还对我们说：再见……
我转身看那剧场的门面，又一次联想到了《生死场》。心情，便又被难以言说的忧郁所浸yín。
朋友说：他们是去公共浴池赶场了。那种地方晚上都成了价格便宜的旅店，这个时间，他们还能在那种地方继续表演……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缄默。
远处忽然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霎时起一阵大风，要下雨了。
3.一位地税员的自白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且是教数学的。因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中学和高中一向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物理化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语文成绩却挺差劲儿，最令他头疼的是作文。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说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是一名老地税征收员了。
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国税、地税两个单位却另在别处，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做“挎包包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员制服的区别。某时自己被误认为是公检法的人，心里那份儿感觉怪舒服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每天能在城里挣十来元钱，那就足以令他们谢天谢地了。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我们南方农村并不多么普遍地使用化肥，因为当年农民负担重，觉得化肥贵，非万不得已，那是舍不得花钱买化肥的。所以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城里人买的，基本上也是农民们日常吃的，所以城里人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城里一些人，头脑自然比农民活络，有的一两年就成了万元户，骑着摩托背着秤了。当年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至于弄脏了街道，那算什么呀，雇些人勤扫扫得了呗！官们不太在乎，市民们也不太计较。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觉得收多了他们当然不高兴。还没挣几元钱呢，你还伸手要钱，当然更不高兴。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的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你撕发票时不经意，多撕了一两张，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qiáng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你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便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就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的是弱者。何况，他们是就近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