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物，人类用“英雄”二字来称颂他们已显得太不够了，普罗米修斯便是。
普罗米修斯就是普罗米修斯。
他曾对宙斯派来对他行刑的一名神吏说：“如果谁明知某事正义而且冒险，他却决定了去做，那么他即使失败了，也应无怨无悔地承受因而导致的个人苦难。”
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高于英雄，使神的权威也黯然失色。
他的话，至今也是几乎一切敢于向他那样去行动的人间英雄的信条……
làng漫中的理性
希腊神话中最làng漫之点乃在于——举凡一切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其职能和人类现世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的神，大抵为女性，而且几乎全都美丽，只不过各有各的不同美点罢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和母系氏族社会的深远影响有关。但母系氏族社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也同样经历过的，为什么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情形却不是那样的呢？
比如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天宫诸神，排开列队，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赳赳武夫形象的男神。
恐怕有一点更是原因，即古希腊人对于美，当时已有超乎寻常的敏感。
他们的神话想象具有显然的唯美倾向。
希腊国土乃是由四百余座美丽岛屿组成的。生存环境之美，使人类的早期想象力必然具有唯美倾向，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古希腊神话并不仅仅是一味làng漫、一味唯美的。不知女神在神话中的存在，证明理性思想的哲学萌芽已产生。
如果说世界原本是和谐的，那么自从有了人类，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难以和谐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也一直是难以和谐的。
和谐是愿望，是主观的，相对的；不和谐是现实，是客观的，绝对的。
一种和谐达成了，另一种不和谐会随之产生；一个时期的和谐实现了，不和谐将可能潜伏在下一个时期里。
人类社会永远不能一蹴而就地摆脱此种苦恼，这是人类哲学思想力始终不渝的动力。不和女神的千古存在，乃是古西方、中国和外国之哲学思想千古存在的最根本、最直接、最具针对性的理由。对于后世的人类，也是如此。
故，我们不但要尊敬自己那些文化经典，也须尊敬别人的文化经典。
无论我们的还是别人的文化经典，都是全人类的……
2.不革命行吗？——我们拿什么拯救世界
建国以来相当长时期内，《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小学生六年级课本中的一篇重要课文——许许多多的小学语文老师们曾在课堂上qiáng调它的“基本思想”是安徒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含泪的控诉”。既是控诉，且含着泪，那么对于控诉的主体亦即资本主义，照马克思的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乎只有革命。或用毛泽东观看京剧《白蛇传》时霍然而起大声所说的一句话是：“不革命行吗？！”
毫无疑问，《卖火柴的小女孩》确是安徒生的含泪之作。对于人世间的不平，它也确是一面镜子。但是它所要唤起的并不是憎恨和革命，而是同情和国家人道主义。
对于一个民族也罢，对于一个国家也罢，人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教育。
没有同情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没有人道主义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文化。
我只知道那不是，坚信那不是。至于究竟是什么，说不大好。
安徒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卖火柴的小女孩》、《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汀》、《老单身汉的睡帽》、《沙丘的故事》、《丑小鸭》……
王尔德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快乐王子》。
麦加菲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在写给美国孩子的《成长的智慧》一书中，将同情和善良列为第一、二章，且为第一、二章写了全书最多的短文……
否则，屠格涅夫不会写《木木》和《猎人日记》……
斯托夫人不会写《汤姆叔叔的小屋》……
托尔斯泰不会写《午夜舞会》……
契诃夫不会写《伊凡的信》……
高尔基不会写《在底层》……
雨果不会写《悲惨世界》……
左拉不会写《萌芽》……
纵然一向以笔做投枪和匕首的鲁迅，大约也不会写《祝福》吧……
而柔石则肯定不会写《为奴隶的母亲》……
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会天生就产生出以人道主义为人性之最高原则的思想或曰作为人的基本情怀来的。人需要人道主义的教育。那么，《卖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写给谁们看的呢？作为童话，它当然是首先写给孩子们看的，但它绝对不是首先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们买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话集。《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不必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于纷纷大雪之中缩于街角快冻僵了，还以抖抖的声音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基本情况差不多是写给生活不怎么穷的人家乃至富人家的权贵人家的小女孩们看的。通常，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软的chuáng上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听父母或女佣或家庭女教师给她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们的眼里流下泪来了，意味着人世间将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亲。而母亲们，她们是最善于将她们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在她们的孩子们的心灵里的——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后，一个国家于是有了文化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全人类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同样——屠格涅夫的《木木》和《猎人日记》并不是写给农奴和农民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是写给黑奴看的；《午夜舞会》不是写给被冷酷拷打的士兵看的；《伊凡的信》不是写给孤苦伶仃而又不得不给地主老爷做童仆的小伊凡们看的；《在底层》不是写给人生陷入无望困境的失业者们看的；《悲惨世界》不是写给冉·阿让们看的；《萌芽》不是写给当牛做马似的矿工们看的；《祝福》也不是写给祥林嫂们看的……
以上一些书的及时问世，及时地体现着文化的良知。
当文化也没了良知，集体朝理应被同情的阶层和人们背转过身去佯装未见的时候，那样一个国家也就向和谐的宗旨背转过身去了。
而打压文化的良知，乃是打压全社会最底线的良知。
而连文化的同情都获得不到的一部分民众，乃是最不幸的民众。
我以我眼看世界，凡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其文化之意义曾体现于特别重要的两个方面——启蒙了穷人和教育了富人，从而，文化了国家。我认为这是比革命伟大的意义。文化当然绝不仅仅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但倘竟从来没有好好地起到过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文化的品质，无论怎样提升了来进行评论，都是可疑的。
于是联想到了“希望工程”，据有关资料统计——它的绝大多数捐款者，乃是小学生、中学生和退休了的老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