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能迎视他的目光，再也不能继续听他谈下去，再也不能内心平衡地待在他的小屋里，再也不能……
我一转身冲到外面去了。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我从来也没有觉得那么孤独过。这咄咄bī人的孤独感，将沉重的寂寞压迫到心灵的死角了。
他即将离开这个村庄了呵……
我的许多在别处插队的同学，来信中常常谈论战争。他们谈论战争的词句，如同少男少女们谈论郊游和野营计划。他们都自信在战争中会成为英雄，他们都希望在枪林弹雨中建树功勋，在pào火硝烟中获得荣誉。谈到“牺牲”，他们轻松地说：“人固有一死嘛。”他们甚至是在期待着战争。不，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怀着莫大的希望，准备勇敢地跳上人类的流血活剧的舞台之上，或者英烈地倒下，或者胸前挂满勋章骄傲地谢幕，从此与“插队知青”的命运一刀两断。
那天夜里，我认识到，只有远离战争威胁的人，才会像他们那样侃侃谈论战争。假如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和黑龙江边这七八个村庄的人们一样，离战争的毁灭性威胁近在咫尺，坦克半分钟内就能驰过江面，如履平地般碾碎这里的房舍，站在江界线上投掷的手榴弹会从窗口飞入屋内，几发重磅pào弹会将这里的人们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辛劳筑造的村庄夷为一片瓦砾，一片废墟，无数生命可能在酣甜的梦境中变成鬼魂，缺肢断腿的肉体飞上天空，挂在树梢……那么，他们就会改变他们谈论战争的词句了。
我爬起来，在油灯下给我的同学们写信，将我这些冲动的情感与思想在纸上一挥而泻。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是错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神圣的国土受到侵犯，我会像法国的女民族英雄贞德一样，为捍卫我们的疆土和人民去奋勇杀敌。
我告诉他们，乡村小学教师，是能够成为一名不惜捐躯的女战士的。
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是多么诅咒战争。如果用我的生命向某种神明祭祀，便可制止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的话，我毫不吝啬我的身躯。
我还告诉他们，姚医生有一个怎样的笔记本，以及他对我的嘱托……
第二天早晨，姚医生到县里托运行李去了。下午，有人告诉我他回来了。我想再去看他，我觉得自己内心还有许多话，许多重要的话没对他说。但我知道，他几乎需要和全村的每一家每一户告别，就打消了念头。全村人都对他依依不舍。他的感情，是分赠给全村人的。我已获得了一小份，很珍贵的一小份，我应该知足了。人不能太自私。
我找到了一份足以驱除内心孤独和寂寞的事情可做。那一整天，我都在宿舍里认认真真地备课。我暗暗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天黑不久，我听到了轻轻的敲窗声。
一定是他来正式向我告别。
我立刻跳起，内心异常激动地打开了门。
却不是他——一个扎头巾的很胖的女人一步跨了进来，仿佛惟恐动作迟缓，就会被我拒之门外。
“你？……”
她转过身，我后退了一步——油灯的光亮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张年老的苏联女人的脸。
文字无法形容我当时大吃一惊的程度。
她会中国话。
她焦急地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她是偷偷越过边境的，她的儿媳妇，就是昨天被姚医生救了一条命的那苏联女人，临产了，但孩子生不下来。他们的乡村医生喝醉了酒。她苦苦哀求我，带她去找我们的医生……
“不，不，你……出去。”我打开了门。
“姑娘，上帝在看着你……”泪水淌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那是一张慈祥的老母亲的脸。焦急和希望，使这张脸上呈现着一种令人无比怜悯无比同情的人性的力量。我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我那一时刻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根本不相信的上帝的化身……
我把她带到了姚医生那里。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受思想的主宰，只听凭心灵的支配。
姚医生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我。
他脸色顿变，将我推出门外，从外面带上门，用那苏联老母亲在屋里完全听得到的声音对我吼：“你疯了？你根本不应该带她到我这里来。你应该告诉她，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们的医生今天不在……”
“可是我……”
“你该挨一记耳光！”
我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我生平第一遭被人如此训斥。我呆呆地望着他，眼中渐渐涌出了泪水。
我猛转身跑了。
跑回宿舍，我扑在被子上，哭了。
我觉得昨天晚上他对我说的那许多诗一般的话，永远不会再使我的心灵受到丝毫感动了。我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被诗一样的语言所蛊惑，再也不要轻信能说诗一样的语言的男人。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又深深自责起来。
我意识到自己是做了件蠢事。
我是该挨一记狠狠的耳光。
理性有时竟使人批判自己内心里最最真实的东西。
我去找他，要向他表示忏悔，请求原谅。
来到卫生所，发现门锁着。
两行脚印通向江边。
一种预感使我内心极度慌乱。
我顺着脚印跑到江边——两行脚印越过江面，通向对岸的村庄。
我久久地呆呆地站立在江边……
卫生所门上的锁和越过江面的脚印，一小时后就被许多人发现了。
全村大哗，空前骚动。
队长来找我，劈头就问：“你见到姚医生了吗？”
我故作镇定地回答：“见到了呀，他对我说，他要到东村去向一个人告别。”
我不是演员。
“你胡诌八扯！”队长大声嚷叫。
我不得不道出实情，并说：“队长，是我把那个苏联女人带到他那里去的，要惩办，就惩办我吧，千万别惩办姚医生。”
“你……你混蛋！”
队长那样子凶得像要一口把我吃掉。
然而他并没有立刻向公社汇报。
许多人都来到了江边。有人一直站到中午。只要他早些从江那边过来，就意味着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我相信，不会有一个人对外村人去多嘴多舌地讲这件事，包括本村的孩子们。
下午两点以后，他还没过来。
队长不得不违心地派人向公社汇报。
三点四十分，公社的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江边，从车上下来了一名边防站的翻译和两名县公安局的公安人员。
就在那时，对方的哨所升起了会晤旗。
他是被两名苏联边防士兵用担架抬过来的。
担架后跟随着苏联村庄里的许多男人和女人。
两国的百姓，站在江界线上，沉默地对望着。
抬担架的苏联士兵，将担架移jiāo给我们的人，庄重地向躺在担架上的他敬礼后，才退回到江界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