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写了。题目和此篇一致。写罢，便与另一篇文章《知识和女性》一并寄给了《武汉晚报》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rǔ。我明白我是在侮rǔ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rǔ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为“婊子”，乃因她在我们中国，首先侮rǔ了我的一百多位同胞。不但侮rǔ了他们，也无情地摧残了他们的唯一的资本——身体健康。一个月无偿加班加点二百五十多小时，一个星期内连续工作只获准休息五六小时，这不意味着是一种无情的凶狠的摧残吗？她必得为这一种摧残，包赔我的同胞们的“唯一资本”的巨大损失！由于她所公然侮rǔ的中国人数众多，那么我认为量变已经构成了质变。她实际上已经侮rǔ了我的国，侮rǔ了我国的法——起码是《劳动法》，当然也便等于间接地侮rǔ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一百多位同胞公开道歉，其次向我的国及我本人道歉，否则我虽侮rǔ了她也要拒绝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识和女性》很快便见报了。
《伤心一跪》却如泥牛入海。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某报上发现对那一事件的又一次报道——很短，很不显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获“妥善”处理，那韩国女人终于肯向一百多位中国职工表示歉意了。是公开在报上“表示”的，还是仅仅在他们面前说了几句“歉意”的话，报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后一种“表示”。也许那报道本身，就算替她“公开表示”了吧？
至于那被开除的青年工长，报道中也未提。想必是“开除没商量”。
于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关方面得到的是罚款，一百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韩国女人依然是颐指气使的老板……
的确不失为最“妥善”的处理方式。
但我总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暧昧的一片沉默，意味着中国和我们中国人，丢失了什么。甚至意味着，变相地放弃了什么似的。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地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
我于是便想到了我那篇不知下落的文章。据我所知，它曾在各报社间转来转去，却至今没有转回我手中。仿佛一条劣种的狗，不识家，又不讨人喜欢，大概被视作危险的犬类灭掉了。
我想，它没见诸报端，也好。起码对于我自己，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倘果然发表了，谁能保证，不引发一场将完全把我吸卷进去难以自拔的风波呢？
真的上法庭，那韩国女人，说不定会从韩国搬请来中国一位大律师吧？就是在我们中国本土，拍出五万十万乃至更多的金钱“招标”，前去竞标的我的同胞，亦即我们中国的一流律师，想必也一定不会在少数的吧？
那将会怎样呢？我原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jīng神准备，打算与一名韩国女人对辩公堂，而结果却是与我的同胞们唇枪舌剑起来的话，我想我肯定又会困惑至极，迷惘至极、不知所措至极的。
倘一百多位曾下跪在那韩国女人面前的我的同胞们，异口同声地做证，他们的老板，已然向他们“表示”了“歉意”，而他们对此又十分满意，我将在我们中国的法庭上，面对我们中国的法官们，陷于何种尴尬无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呢？似乎也只有向那韩国女人赔礼道歉，给予名义方面的jīng神损失之补偿吧？
那么一来，我的下场，不是将比那被“开除没商量”的青年王长更不如么？
倘那韩国女人再出一大笔钱，全国许多报纸，包括电台和电视台，一定会对作家梁晓声因侮rǔ他人之人格罪而败诉给一名韩国女人的新闻大加报道吧？那么全国许许多多的二流三流报纸，一个时期又将多了足可炒卖的花边新闻之“热点”吧？
我想，那韩国女人驾驭一百多位受她严重侮rǔ的我的同胞，转而站在她的立场上，按照她的指示做证，也许非是什么难事吧？她背依的是一家公司，钱是大大地有的。她只要答应每月给我的同胞们增加十几元工资，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对我“反戈一击”的吧？
而当地政府若参与对我联合起诉，指控我gān扰了地方“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大好形势，我不是罪加一等，有口难辩，有理难胜，真真的自找没趣，如同小丑一个了吗？
想到这些，我竟不免万般地替自己感到庆幸了！
我的此一篇文章，其实只不过是对我的前一篇文章的祭悼啊！
跪已成为事件，事件已成为小事一桩。并且，不是已被悄悄地“妥善”处理了吗？那么我的伤心，岂非实在是太自作多情，枉自冲动，白白地làng费情绪了吗？
只不过还常常无端地念及那唯一当时没有跪下，却被坚决地开除了的青年工长的去踪。也不知他现在的境况如何？是否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和自己的一百多位同胞一样，索性双膝一软，一块儿随着跪下去……
我衷心地祈祝他目前并非处在失业的不幸状况之下。
三、弄cháo儿与蛮gān者并存的中国——同代人备忘录
（一）弄cháo儿与蛮gān者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而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赞美玫瑰却道“倘无刺多好！”理想主义者是任何时代都曾有过的仅供欣赏的副产品。
被时代所甩弃的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频繁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chūn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
于动物界，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与今天的蜂巢构筑得同样完美，千年后的蜜蜂也许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而于人类，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尽管人的寿命比蜜蜂的寿命要长久许多倍，但人绝不甘心连续三代构筑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有历史，而蜜蜂只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