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时代的流水线上，成批地生产同样的“部件”和“螺丝钉”。
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因而从前的青年，无论农村里的青年还是城市里的青年，总体上共同缺乏的，最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动力。时代和社会本身，也便渐渐地失去了活力。青年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完完全全是被动的，是彻底的服从与被主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一向地没有丝毫的松动。直至1966年才松动了一次——于是从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量，那是他们的人生能动力唯一被允许和怂恿体现的方面……
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多岁或超过四十岁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岁或超过三十岁了。后者是中国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对于前者，可谓小青年。他们也许在读大一大二，也许从中专或职高毕业了，刚刚参加工作。
而前者，却已在“改革开放”后即转型期cháo涌连波的海面冲làng数年了。在爱情、事业、家庭诸方面，都各自有过些苦辣酸甜麻的体会了。与他们同时代出生的农村青年们，也有着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基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我认为，总而言之，毕竟的，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
首先，在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不再背负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从前的时代，亦即社会对人的阶级归类法。从前的几代中国青年，在胎里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被社会戴着阶级归类法的有色眼镜看待之了。倘他们中谁身上的阶级烙印不是“红色”的而是所谓“黑色”的，那么他们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与出身挣扎不休的一生，几乎至死仍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没能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其次，他们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时代最jīng华的能动力，去追求时代和社会对人最严格的认知性。从前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不言自明。优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优秀与否，而且只有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优秀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和社会阶级斗争之弦的绷紧，定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荒唐。从前的时代，青年们的个人鉴定实际上是政治鉴定，个人履历实际上是政治履历。故从前的青年，档案中倘记载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成熟”了；倘履历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后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积极努力，都难以受到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的信赖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积极努力，越受怀疑，其人生也越不顺利。至于其他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资格。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权力，在某一个具体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将几乎等于判人以“死缓”的政治鉴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档案。
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人只要摊上了两项中的一项“异类”显示，就像摊上了癌症一样。那需要特别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会主观上“照常”活着。若两项都在青年时期不幸摊上了，人生就悲惨了。
当今之青年，毕竟的，不再会被以上两种十字架的yīn影所笼罩了。
当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点确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则不必以青年时期最jīng华的能动力，去竞标社会和时代高悬的政治之标。
当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权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时代、反社会的人生反面，是有权而且可以一边带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边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艺才能、科技才能、商业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愿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认，一样会获得时代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即使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以为然，但对他们被公认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会加以抹杀的。
当今之青年，也不太会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的终生捆绑了。户口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今之青年们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当今之社会和时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已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时也是属于广大农村青年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寻求他们人生的机遇。当然别忘了带身份证。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他们靠了人生的能动力和实际技能，哪怕是最简单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么他们的此种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剥夺的。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长住北京的捡破烂的青年农民请入演播室做嘉宾。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现获得了北京某小区居民的信赖和欢迎。他离开了那小区后，北京居民还要设法寻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几年前就开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现优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颁发过表彰证书……
除以上两方面的幸运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方面权利，乃是从前任何时代的中国青年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跨国jiāo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这一点其实已毋庸置疑。仅要指出的是，在从前的时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过其家庭有所谓“海外关系”，包括有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的三代以上的远亲关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几封有时仅仅一封父辈甚或祖父辈与“海外”的正常通信，都会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而自己浑然不觉，任凭多么地努力向上，都难以获得学校、单位、时代和社会的亲和对待。自然的，至“文革”，这一点发展到了压迫他们的程度……
学习权利——在从前的时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点，决定一名高考成绩优异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么样的大学录取，并决定他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择业权利——在从前的年代，除了少数高gān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绝然没有什么择业权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其人生的句号便往往注定了标在那里。出国谋业是“天方夜谭”。“外企”意味着是一个外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