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并没绝种。
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七
我相信——“jīng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八
在2008～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jiāo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5. “郁闷”的当代文化
中国有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都是科学院。胡适先生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就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和科学jīng神，科学与文化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个题目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文化人没有科学jīng神，得赶紧请科学家来往文化人的头脑里注入一些科学jīng神，这太小看我们文化人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下，我们的文化人也罢，科学知识分子也罢，都叫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缺点什么，我认为缺的是士jīng神，就是士人风骨，这一点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说过：“无士当如何？”那时冰心已经看到无论是从事科学的，还是文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了士jīng神。现在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骨子里是缺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群体都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想起了叶企孙，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我是在《读者》中偶然读到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一篇文章《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静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说来惭愧，我也不知道叶企孙，但是我看到柴静那篇文章后，非常感动。我在大学上的大课有二百多名学子，就将文章内容全罩上，只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张叶企孙的照片。一张头像，像正规的标准工作照。我让我的学生就这张面容来谈谈印象。学生们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内心有秉持，然后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才补上了“知道他的存在”这一课。
关于文化，我认为文化在政治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何为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是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文明，没有文化的进步也根本不可能有进步的政治。中国的问题，最终就是对文化的认识而已。当然，这里所言的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优雅文艺，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都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同时我们要看到，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整体上不能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还是难以真正地获得尊重。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包袱一代代地压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但也应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担起的任务。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仅仅将文化当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主机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gān脆就放弃此种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具有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反观近几十年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