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52)

2019-03-10  作者|标签:梁晓声

  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所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jiāo!不但低俗,简直鄙俗。

  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làng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想要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láng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luǒ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

  我说这种梦是理想兼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升学方式永远被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jīng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bào的另一种说法,并且获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后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包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院有关的梦,也每做噩梦。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luǒ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huáng(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的我,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18岁的我整天昏头涨脑、无jīng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yīn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而等于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

  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jīng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jīng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jīng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jīng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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