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喝的都是忧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语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chūn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gān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chūn。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期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1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给发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jīng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chūn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