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计程器，说得好像有计程器似的，好像它在他们心里。
“有子龙这层关系，咱们怎么都好说，是不？”
另一个不失时机地、一语双关地垫上这么句话。
能不多给十块吗？谁叫我找的是蒋子龙呢？谁叫我碰上的偏偏是他们这么两位蒋子龙的忘年jiāo呢？
“他家住几层呀？”
“记不清楚了！你问开电梯的吧。我俩去买瓶酒，随后就来！”
他们便开车买酒去了。而蒋子龙并不住在那幢楼里……
给天津作协打电话，已没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说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协在东南西北哪一面儿……
待见了蒋子龙，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岂不更加窝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说不出。
我的虔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因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来到过我的家里，只要他们开口一说自己曾是知青，无论是北大荒的，还是新疆的、内蒙的、山西的，便会立刻受到我的款待。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都是愿意帮助的。哪怕他们本人不是知青，只不过他们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帮助也是同样全心全意的。我留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住过——由于这种情况太多，厂保卫科找我谈过话，希望我提高警惕，谨免留贼纳盗之事发生。记得我当时大为发火，觉得我心中的“知青群体”形象受到中伤——它在我心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为因没有落实种种具体政策而上访的知青们转达申述材料，致使有关部门猜测和怀疑我参与或操纵了他们的活动。我周济过经济拮据的返城或“扎根”的知青。我揣着记者证，夜半三更亲自去替他们排队购买火车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车驮去，亲自送过站，也亲自迎过站。我为到北京来看病的知青联系过医院和医生——尽管这一点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车上，我将自己的卧铺票无偿转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当年赴新疆的知识青年，她说她的车票和钱包都被掏了。列车员不信，但我信。我惊异于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岁的女儿，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们”的第二代。一部分离开了，命运便亦变迁，一部分留下了，将命运和土地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我当时的心情是那么复杂，若不以自己的卧铺卧票相赠，简直就没法儿平静……
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事，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的家也没有被盗过。
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我回敬现实我的思考。这种思考记录在《雪城》下部：
这么多年来，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谁都不是当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间，共同的东西，早已消亡得所剩无几。不同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难以调和的东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间产生了。它增长着、裂变着，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坚硬的隔板，早已将他们彼此分隔开了，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你、我、他。不错，似乎仍有一种亲近感如同毛细血管，维系在他们之间，使他们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陌生了，那真正能将他们连通在一起的动脉和静脉，已经被城市生活所切断。而他们都曾幼稚地以为，那是极有韧性的，是不易被切断的……
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倘不承认不正视这一点，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虔诚之涅槃，则就很可悲了。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咄咄bī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写作于某种虚假的虔诚涅槃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感谢生活在我写《雪城》下部的过程中，及时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纠正我的偏执。这对那一部书是有益的，对我个人更加有益。
你虔诚地珍惜一颗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类的涩果都更接近腐烂。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诚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的肤浅。故虔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
人啊，我们在虔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
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你见过一个拥抱虔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
7. 别了，理想主义
一年年初，又有某几位热心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发起要出版一册《北大荒人名录》。我又被通知去参加一个聚会。
朋友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因为是人名录，而非名人录，那么不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条目，并注明工作单位、部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朋友们想得很谨慎，一律不填职务，以体现出一种平等意思，或曰当年的知青群体的意识。
朋友们的愿望似乎在于——拿了这一册《北大荒人名录》的任何一个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举目无亲亦可以找到亲人。好比上一个世纪，一唱起《国际歌》，工人阶级便寻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似的。没有住处的可以有了住处？饿肚子的可以吃饱饭？兜里没钱的不愁无处借？病倒他乡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愿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怀疑它实际上有什么意义。我断定它绝对不会像旧社会青红帮的“帖子”或现今关系网中人物们的“条子”更管用。也许，那些对它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还没暸望到这一愿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经把它铸造为利欲的构件了。
西欧人倡导“俱乐部”jīng神，日本人鼓chuī“社团”jīng神，但那首先不过是jīng神的依托，甚至纯粹是兴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欧人大抵不靠加入什么“俱乐部”实现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么“社团会”满足自我。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翼有这个“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会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难以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虔诚加入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之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发行“北大荒人名录”的聚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一、朋友们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二、倘坚信这一愿望的高尚，必无私地从自己实践起。也就是说，一旦某一天，某一个自称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骗的可能行，而这种事几乎不可避免地肯定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手拿一册《北大荒人名录》，要求我们帮助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帮助。我们皆应义不容辞。即使受骗了也毫无怨言，道理是那么简单亦那么明白。若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相信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