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十五年_余秋雨【完结】(42)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其实,即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bào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láng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理所当然地觉得威胁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摆弄一下文化学术声腔来镇一镇,谁知莎士比亚最先拿出来的几个剧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历史意味深厚,全然剥夺了批评者从学术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可能,于是这个格林恼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内心的嫉恨。其实,这也是后来很多文质彬彬的怀疑论者潜藏的心声。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才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làng。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四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jiāo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过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làng远方,把苦难流làng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chūn意阑珊。

  五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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