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点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木式]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连正式出版的书上都说他"把历代的革命造反行为诬蔑为‘人欲’,疯狂地维护反动封建统治",如果朱熹还活着,没准还会再一次要求把他"枭首朝市";至于全国性的毁学狂cháo,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谁能说,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则这些花朵又永不凋谢?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又会响彻九州,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cháo涨cháo落.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喧、市井嘈杂、小人哄闹.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栻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一点,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张栻预料过吗?而我们,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后?
四
是的,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qiáng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凉.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设法摆脱这个怪圈,结果它本身也陷于这个怪圈之中.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如人意."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也许在技艺传授上好一点,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则几乎总是这样.
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当一代学生终于衰老死亡,他们的教师对他们的塑造也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明确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况,总会有很多学生只学"术"而不学"道",在人格意义上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与社会文明对抗,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我自己,自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二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jīng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gān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
余秋雨《山居笔记》
抱愧山西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gān燥灰huáng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dàngdàng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