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jiāo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
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jiāohuáng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
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qiáng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gān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jīng致,全部jīng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qiáng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