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_余秋雨【完结】(64)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纔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jīng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纔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jīng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gān,只gān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它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纔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jì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jì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种声音里听出了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làng,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bī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jīng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出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rǔ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一条勉qiáng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làng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迭迭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最后,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他达观地笑了。

  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迭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

  华语情结

  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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