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18)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huáng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

  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

  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gān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dàng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

  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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