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_余秋雨【完结】(60)

2019-03-10  作者|标签:余秋雨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道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种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懮。

  偶尔读到美国《外jiāo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流làng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zhuanzhi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种悲观情绪。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造成对各种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并非危言耸听,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订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梢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jīng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gān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bào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qiáng了jiāo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qiáng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规律来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区,越是到与自己原来的生态拉开了很大差距的地区,态度越蛮横,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这便是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环境原因。

  与环境同时起作用的是时间。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奇迹不见得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生,但在生命繁衍过程中却是必然。

  这么说来,难道一切恶习都迟早能转化成正面力量不对。

  为什么后世的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都没有像挪威海盗那样完成转化这就像说人由猿猴进化过来,为什么现在世上的猿猴不再进入这个进化过程我想正是这种深刻的区别,使现代挪威人没有把“海盗时代”看成“罪恶时代”,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这里来看看。

  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于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它谋生方法,更未曾经受起码的jīng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砺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bào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途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永无疗救希望的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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