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入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管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插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顶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感到拘束;把时间花在写学位论文上，还不如多研究一种学派的理论为好。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对年来奥列先科夫就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泌尿科、传染病科乃至眼科病院工作过，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成为放she科专家和肿瘤学专家。对于“功勋科学家”，他顶多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不管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当地一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领导人，虽然不是那位领导人，但也是位要人。还有几次救了几个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先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中间确立了声望，他的周围也就出现了一种保护性的光轮。也许，在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城市里，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善于对他重新挂牌、接诊病人的事视而不见。战后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的工作职务了，但却给好几所医院当过顾问，出席过一些学会的学术会议。就这样，从65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
“是这么回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是来求您帮忙：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儿去，检查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发灰，声音微弱。奥列先科夫以平稳、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没有问题，我们就定个日子吧。不过，您还是先把症状说给我听听。不妨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会儿就告诉您。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要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好了!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么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开刀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此刻正在往外掏什么呢?你理解吗?”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还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缘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小了。
“理解倒是能够理解，柳多奇卡，但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您gān吗一下子就谈到动手术?”
“应当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来?您应该懂得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广东佐娃叹了口气。“生活让人忙得团团转。当然，应该早点来……不过，我这还不算来得太晚，您别这样想!”她又恢复了那种急切慡快的作风。“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个肿瘤病医生，对于一切情况都一清二楚，能够想像继发现象、后果和并发症是怎样的情况，可为什么肿瘤病却偏偏临到我自己身上?…”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他那低沉浑厚、富有节奏感的话语声很有说服力。“相反，这从最高层次上来说是公平合理的。害上自己专业范畴的病——这对医生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怎么能谈得上公平?要什么真正的考验?他这样考虑问题，无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得过病。)
“您记得那个护士帕尼妞·费奥多罗娃吗?她常说：‘哦，我对病人怎么变得不体贴了?看来我自己又该去住一阵医院了。……”
“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这样难过!’冻佐姓把手指互相握得关节直响。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她还是比最近一个时期减轻了一些焦虑。
“那您说说您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症状?”
她开始述说，起先只是说个大概，可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说得越详细越好。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根本不想占去您整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既然您反正要去给我作爱克斯光检查……”
“我是个什么样的异教徒，难道您还不知道?在使用爱克斯光机之前我岂不工作了20年?什么样的诊断没有做出来!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症状都不能忽视，因为一切症状的出现都有其原因的。要作出这样的诊断，亲爱的，使所有的症状都能得到解释——不错，正是这样!使用爱克斯光机就像使用照相曝光表或计时器一样，只要有它们帮忙，你就完全丢了凭目力判断曝光度或凭感觉估计时间的本领。一旦没有这些东西，你也很快就能适应。对医生来说困难多了些，可病人倒是轻松了些，少做一些检查。”
于是东佐娃开始叙述，把各种症状加以分门别类，尽量不漏掉那些可能引出重病诊断的细节(尽管她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细微之处，想听到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柳多奇卡，没什么了不起。”)，她还谈到血液的情况，说血液的成分不妙，血沉指标偏高。奥列先科夫仔细听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几个问题。在听的过程中，有时他点点头，似乎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寻常现象，但终究没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东佐娃脑子里一闪：就实质来说，他大概已经作出了诊断，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问他，不必等到爱克斯光透视那天。但是，此刻马上直接问他，且不管正确与否，直接了解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得拖延一下，拖延几天缓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