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什么我不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盯着鲁萨诺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员纷纷劝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chuáng上的哪个发不出声音的人耳语似地说道，“您刚才的话题是关于烨树菌……”
但无论是鲁萨诺夫还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互不相让。他们累不相识，但都剑拔弩张似地望着对方。
“既然您想发表意见，那就应该具有起码的常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板有限地吐着每一个字，教训自己的对手。“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观点，列宁曾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斯大林同志也写过文章!还有高尔基。”
“对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qiáng忍着怒火向对方伸出一只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米，生活也就会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言以对。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缘开始涨红，面颊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圆圆的红斑。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驳，不是参与星期六的这场争论，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谬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否有害。)
“我并不是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说道，“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有什么学问，这我很少研究。但我凭自己的头脑这样理解，列宁之所以批评列夫·托尔斯泰的道德修养经，是由于那时这种主张会使社会偏离反对bào政的斗争，偏离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您为什么不许人家开口?”他伸开两只大手，指向波社耶夫。“他是在生死边缘上思索生命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托尔斯泰著作，您为什么如此恼火?这会碍谁的事呢?莫非要把托尔斯泰的书扔到火堆里烧掉?难道政府的教务管理局还没把事情做绝?(科斯托格洛托夫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他把“至圣的”和“政府的”两个词搞混了。)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已全部涨红了。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诚然，他没听清是对哪个具体机构)，而且当着偶然聚在一起的听众，这就使局面更为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这场争论，待以后有了机会首先审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如波杜耶夫那边说：
“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会更有益处。”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重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分寸，继续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面前宣扬自己的一套：
“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思考呢?归根结底，我们的生活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俄爱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谈什么深刻感受!这不需要我们，任何动物——jī、猫、狗都会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已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谈论死亡!我们连提也不要再提了!”
“对我没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摆动铲子似的大手。“要是在这儿不谈论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啊，我们将永远活在世上!”
“这么说，您打算怎么样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提高了声音。“老是谈论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这种方式去使钾盐占优势吗?”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qiáng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chuáng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jiāo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