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_[俄]索尔仁尼琴【完结】(74)

2019-03-10  作者|标签:[俄]索尔仁尼琴

  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满肚子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不更合乎情理?其实不然,就连本该受到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不过是笑料而已。就拿新来的校长阿本·别尔杰诺夫来说,他从墙上把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鸭》这幅画撕下来扔到了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画上有教堂,认为那是宗教宣传品)。还有那位区卫生局长,一位jīng力充沛的俄罗斯女同志,她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私下里却以两倍的价钱向当他的女士们销售一种新花色的中国绔纱,直到这种料子在区百货商店也出现了为止。还有,救护车常常是烟尘滚滚地疾驰而过,但往往不是运载病人,而是充当区委会的小轿车,要么就是给当官的家里分送面粉和奶油。还有,小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列姆巴耶夫的“批发’买卖:在他的小小食品店里总是空空如也,然而房顶上——卖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却堆积如山;他因超额完成销售计划而获得奖金,平时经常在店门口打瞌睡。卖东西他懒得零称零卖,懒得分散包装。对所有的权势人物都供应足了以后,他就去选他认为有资格的对象,悄悄地对对方说:“拿一箱通心粉去,要就是一箱”,“搬一袋白糖去,要就是一袋”。就这样,整袋或整箱的食品从仓库直接搬进住宅里去,可都作为奥列姆巴耶夫的零售营业额。还有,区委第三书记一心想以校外学员的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可是任何一门数学他都一窍不通,于是夜里他偷偷地去向一个流放教师请教,送给他一张羊羔皮。

  这一切只不过引起他微微一笑罢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狠改营(劳改营)之后所见。不消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这里的什么事情不像笑话?什么事情不使你觉得像休息?

  要知道,这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傍晚的时候,穿上白衬衫(惟一的一件,领口已经磨破了,至于穿什么样的裤子和皮鞋,那就别问了),沿着村里的那条大街走一走。在俱乐部门前的芦席棚下可以看到海报:“缴获的新故事片……”,还可以看到那个傻帽儿瓦夏在招徐所有的人进去看电影。你可以花两个卢布买一张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孩子们坐在一起。个月去过一次痛——花两个半卢布到茶馆里去挤在车臣族司机们中间喝一杯啤酒。

  这种带着笑声和经常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对待流放生活的态度,奥列格多半是从卡德明夫妇——妇科医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学来的。在流放中卡德明夫妇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这样说:

  “真是太好了!这比过去好了多少啊!我们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可真是走运啊!”

  他们要是弄到了一只白面包,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俱乐部上映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书店里有两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专家镶牙——高兴得不得了!又派来了一位妇科医师,也是流放者——他们同样会觉得非常好!让她专着妇科病,悄悄管打胎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管一般内科病,钱虽然少些,但却比较安稳。遇到瑞瑰色、粉红色、火红色、猩红色乃至血红色的草原夕照,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身躯细长、头发花白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会挽着臂粗腰圆、不无病态地愈益发胖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步履稳重地走到村边的几所房子外面去欣赏这夕阳余辉的晚景。

  但生活作为种种乐趣所点缀起来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为自己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他们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是他们终其天年的最后归宿。(他们已经约好,死一起死:一个归西,另一个随之而去,否则留下来还有什么活头?)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个流放者)给他们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个平台。这就成为一张双人chuáng——多宽敞!多方便!这可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满了麦秆——这就是chuáng垫。还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而且一定做成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有点纳闷:活在世上60多年了,可从未见过圆桌。gān吗要做圆的呢?“这就请您别管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他那妇科医师白净而灵巧的手说。“反正一定要圆的广下一件操心的事儿是没法弄到一盏玻璃的,而不是铁皮的高脚煤油灯,要灯芯一英寸宽的那种,而不要零点七的,此外,要有备用的玻璃罩子。在乌什一捷列克没有这样的灯卖,他们是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逐渐带来的。于是,他们的圆桌上也就放上了这样一盏灯,而且还加上了一只自制的灯伞。1954年,当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的时候,当世界上连氢弹都有了的时候,在这乌什一捷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灯竟把简陋的土屋变成了18世纪的豪华客厅了!多么阔气啊!他们3人围桌而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地说:

  “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哇!您知道,如果童年不算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广

  她说得对!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这两点永远由我们自己作主,而这就是说,人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战前他们同卡德明的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区。婆婆的性格如此不能客人,老是chuī毛求疵,而儿子对母亲又是百依百顺,以至当时已届中年油食其力、也不是第一次结婚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经常感到心情压抑。现在她把那些年头叫做自己的“中世纪”。正需要发生一场灾难性的不幸,好让清新的空气涌进他们的家庭。

  不幸也的确降临到了头上,那是她婆婆本人牵的线:战争的头一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前来要求暂避。婆婆对家里人十分苛刻,但又恰守基督教的普遍信条,她收留了那个逃兵,甚至没跟儿子、媳妇商量一下。逃兵在她家里住了两夜就离去了,后来在别的地方被逮住,审讯时他jiāo待出留他住宿的人家。婆婆当时已年近八旬,当局没有碰她,但认为应当把她50岁的儿子和40岁的媳妇抓起来。提审时间及,拥逃兵是不是他们的亲戚;如果是的话,后果的严重性就会大大减轻,因为这不过是河私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情有可原。但逃兵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路过罢了,结果卡德明夫妇不是作为逃兵的窝藏者,而是作为有意识破坏红军战斗力的祖国公敌各判10年徒刑。战争结束了,那个逃兵已在1945年斯大林大赦中获释(历史学家将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逃兵最先得到宽恕,而没有任何限制)。他已经忘了当初在哪户人家借宿过,连累了什么人。而卡德明夫妇跟那次大赦却沾不到边儿,因为他们不是逃兵,而是敌人。他们眼满了10年徒刑,可还是不放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须永久流放。卡德明夫妇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事先就提出申请,希望至少能把他们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这一请求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丈夫还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方,妻子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也许是有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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