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除了从苏联引进了技术之外，还全面引进了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
这是一种由国家“全统全包”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国家以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育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在这一体制下，一切新老企业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的项目和投资，都由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无偿拨款;建设和生产用的物资，由国家通过商业和物资部门统一调拨;从事建设的施工队伍，由国家统一安排;从事生产的新增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和分配;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企业有赢利，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有亏损，也由国家财政补贴。在这一雄心勃勃的、严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从数据上看，“一五”时期，中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1949年接收时的4倍，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是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吴敬琏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165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不过，如何进行“消灭”，后期又有不同的阶段性主张。在1948年前后，党内基本形成了“过渡”的共识。根据刘少奇的计算，在当时的工业体系中，国营经济成分的比重仅为34.7%，私营工商业还有很大的权重，他因此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并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成分。
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时间。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查税”、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夹心”。陈云在上海的整肃加qiáng了国营资本对产业经济的控制力，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厂如同生存在夹缝之中，它们的赢利空间其实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薄一波在《若gān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陈云在上海整顿纱布和粮食业的时候，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166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据统计，北京、天津、上海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主中，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即绝大多数为待罪之人。在bào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仅可见于汉武帝的告缗令时期。167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账”达30多万亿元，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第三阶段，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此背景下，陈云提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
最后，“绝种”。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168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也很意外，他在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在中国经济史上，私营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