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容易产生歧义，即发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过jīng心设计、有长远规划的试验，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在一开始仍然寄希望于“一五”计划的模式再现，即通过投资再搞一批“156工程”。1978年，邓小平委派谷牧遍访西欧列国，提出了120个从钢铁、石化到汽车的招商项目，他还亲自飞赴日本和新加坡做游说工作。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西欧人和日本人不像苏联人那样“无私”，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虚弱的消费能力让他们畏而却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jīng力放在改革与开放上。此时的决策者面临的困难与当年李鸿章面临的困境有些相似：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六十年。这六十年间，各国共产党人摸索出了两种经济治理模式。
其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它取缔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忽视价值规律，qiáng调国家对一切资源的控制，1949年到1976年，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础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是它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及东欧各国搞的就是这一套，中共党内则以孙冶方为理论代表，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在保持国营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1979年12月，中国政府曾把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偷偷请到北京——他们当时均已离开各自的祖国成为叛逃者，布鲁斯和锡克告诉中国的同志们，东欧的试验其实也是失败的。而晚年的孙冶方，在罹患癌症的情形之下试图写出一本教科书，但直到去世仍然无法成稿。174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大既成经济模式皆行不通，便把渴望变革的中国bī上了一条独自探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从理论的层面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治理上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陈云是公认的“计划经济大师”，他晚年的思想近似于市场社会主义，提倡“鸟笼经济”，即在计划的“大笼子”内，给予国营企业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对于私营资本集团的复活，他一直持谨慎和警惕的姿态。
相对于陈云，邓小平更加务实和功利。只要能够使经济发展起来，他愿意尝试一切新的可能性。他用几句生动的语言规范了即将开始的经济运动的行动纲领：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公开宣布本次改革没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只有一个“过河”方向，而且无船可乘、无桥可走，必须跳下水去冒险游渡;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均贫富”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理念;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曾经遭到毛泽东的嘲讽，如今却成了功利主义的最佳宣言;他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这提示了改革的迫切性;他说“不争论”，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无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自圆其说，因此必须“gān了再说，错了再改”。
当然，在经济领域推动变革的同时，邓小平与陈云也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持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划出了本次经济改革的政治边界，即维持现有的威权及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形成一种qiáng大的社会共识，进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进、非均衡、不彻底。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从1978年到之后的15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几乎都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城墙”外的广袤农村。这是本轮经济变革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任何工业化教育的农民崛起于草莽之间，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掘墓人”。
变革的动力是从土地里迸发出来的。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1978年，产粮大省安徽省从chūn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bī到了包产到户的路上。包gān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缴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qiáng力支持下，小岗村的大包gān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与此同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省在省委书记的努力下也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尝言：“土地出产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175此言在1978年的中国再次得到印证。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事实上，早在1961年安徽省就进行过“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这一试验遭到毛泽东的qiáng烈反对，省委书记曾希圣以及赞同包产到户的农村工业部部长邓子恢因“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而先后被撤去职务。17年后，安徽和四川的试验仍然在党内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与安徽比邻的浙江省一直到1982年才开始全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予以坚决的支持，多次口头承诺“联产承包责任制50年不变”。198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联产承包15年不变”。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gān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一次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它没有触及土地性质，为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种子。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改革非常灵验地、一次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此后的中国改革几经波折却从未发生粮食危机，“粮稳而心定”，此举居功阙伟。另外一个重大的效应是，包产到户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从土地中“溢出”，在票证经济的禁锢下，他们无法进城，于是“洗脚上田”，开始在城市之外“村村点火，乡乡冒烟”，从事各种非农产业。这些非常初级的工业作坊，早期被称为社队企业，之后被称为乡镇企业，亦即民营经济在1956年“绝种”之后的再度复活，它们在制造、流通及金融三大环节对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系实施了“蚂蚁咬堤”式的侵蚀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