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支柱产业中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此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写“万言书”控诉朱镕基是国有经济的“败家子”。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战略忽然终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曾排名世界500qiáng第28位的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逐渐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20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营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拟订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bào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jīng彩表现，让他成为20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12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的经济奇迹，CPI(消费物价指数)长期低于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别为-0.6%、-1.3%、0.8%和0.7%)。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huáng金时期”，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赢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
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性转型。
随着公路jiāo通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进而刺激了对上游产业的大规模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
与能源产业投资热的迅猛升温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国有企业集团正策略性地向产业上游领域“退缩”，它们因此成为了此轮投资làngcháo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朱镕基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qiáng、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信等传统垄断性产业，这些“中央队”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
在产业的中下游，由民营企业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及机械、电子制造产业则成了外贸政策放松的获益者，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的中小企业纷纷转战国际市场，制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Made in China”对全球的制造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则带来三个重大效应。
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2005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1.44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5500亿元，约为1/3，到2012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到2.6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加上1.8万亿元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与中央分享)，地方政府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
全国审批建筑用地走势图(图片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
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到2001年，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100位的富豪中，有六成来自地产业，其后十余年这一比例从未下降过，这当然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非常沮丧。在美国历史上，尽管也有地产bào涨的时期，但在名列全美前100位的富豪中，地产商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5%。
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性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农民、城市低收入阶层以及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这轮财富bào涨期中几无所得，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将未来的20年乃至30年生命“透支”于一套房子。
上述演变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轨迹，构筑出21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也赫然变形。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jīng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