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直向jī笼方面走去，在那儿端详了好一会又才走了转来。据说jī是原物，丝毫的差异也没有。
她们从藤架下走过，到西手的南缘上去用茶去了。不一会邻家的S夫人也从桂花树下的篱栅切口踱了过来。这人似乎是有副肾疾患的，时常带着一个乌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惊人。
三种女人的声音在南缘上谈论了起来，所论的当然不外是jī的问题，但在我重听的耳里，辨别不出她们所说的是什么。S夫人的声音带着鼻音，好像是包含有食物在口里的一样，这样的声音是尤其难于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从这声音中听出了几次“朝鲜人”的三个字。
——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
他们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壮年，是朝鲜地方上的小农或者中等地主的儿子。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得无路可走，才跑到东京。再从东京一失业下来，便只好成为放làng奴隶，东流西落地随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处的乡下移动。像我住着的这个地方和扩大了的东京仅隔一衣带水，虽是县分不同的乡下，事实上已成为了东京的郊外。为要作为大东京的尾闾，邻近的市镇是有无数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鲜人流到这儿来了。
朝鲜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从附近的土山运出土来去填平村镇附近的田畴或沼泽，这是一举两得的工事：因为低地填平了，土山也铲平了，两者都成为适宜于建筑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轮的木板车搬运的，车台放在四个轮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车台上便成为车箱，一把车台放斜时，便带着土壤一齐滑下。车路是轻便铁轨，大抵一架车是由两个工人在后面推送。离我的住居后面不远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时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们还未起chuáng之前，便已听着那运土车在轨道上滚动着的骨隆骨隆的声音。那声音要到天黑时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当在十小时以上。我有时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场去看他们做工。土山的表层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断面下有一两个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一丈以上的土层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溃下来。十几架运土的空车骨隆骨隆地由铁轨上辇回来，二三十个辇车的工人一齐执着铁铲把土壤铲上车去，把车盛满了，又在车后把两手两足拉长一齐推送起去。就那样一天推送到晚。用旧式的文字来形容时是说他们在做着牛马，其实是连牛马也不如的。
他们有他们的工头，大抵是朝鲜人，在开着“饭场”，做工的便在那儿寄食。他们在东京做工时，一天本有八角钱的工钱，工头要扣两角，每天的食费要扣两角，剩下的只有两三角。这是有工作时的话。假使没工作时，食费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头借或赊欠，结果是大多数的工人都等于卖了身的奴隶。流到乡下来，工钱和工作的机会更少，奴隶化的机会便更多了。
他们在“饭场”里所用的饭食是很可怜的，每天只有两三顿稀粥，里面和着些菜头和菜叶，那便是他们的常食。他们并不是食欲不进的病人，否，宁是年富力qiáng而劳动剧烈的壮夫，他们每天吃吃稀粥，有时或连稀粥也不能进口，那是可以满足的吗?
——“是的，朝鲜人!”
当我听到S夫人说着朝鲜人的声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个幻想来。一位才到村上来的朝鲜人在“饭场”里受着伙伴们的怂恿，同时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欲的鞭挞，在十号的夜间出来偷jī，恰巧闯进了我们的园子来，便把那只没有飞上小屋的母jī偷去了。待他回到饭场，向伙计们谈到他所闯入了的地方时，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会知道是我们的园子。那伙伴会告诉他：“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rǔ的人啦。”就靠着那样的几句话，那只母jī没有顿时被杀，而且由那位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里又送转来了。这没有顿时送还而隔了两三天的原故也是很容易说明的。大约是那几天太疲倦了，在夜里没有牺牲睡眠的余力，不则便是食欲和义理作战，战了两三天终竟是义理得了胜利。
那只母jī的去而复返，除此而外没有可以解释的第二种的可能。
四
在两位女客谈论了半个钟头的光景走了之后，安娜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来。我问她们是谈论了些什么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说：“S夫人疑是‘朝鲜拐子’偷去的，村上的‘朝鲜拐子’惯做这样偷jī摸狗的事。”
同时她又向我告诉了一件朝鲜人吃人的流言，也是那S夫人在刚才告诉她的。
说是在东京市的边区M地方，有由乡下带着草药进市做行商的女子走到了一处朝鲜人的合宿处。那儿的“朝鲜拐子”把女子诱上去qiáng迫着轮jian了，还把她杀了，煮来大开五荤。适逢其会有一位饭场老板，他们的工头，走去，被他们邀请也一同吃了。那工头往茅房里去，才突然发现那粪坑里有一个女人的头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了。——
这样的流言，当然和东京大地震时朝鲜人杀人放火的风说一样，是些无稽之谈。但这儿也有构成这流言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鲜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剥夺了，弄得来离乡背井地在剥夺者的手下当奴隶，每天可有可无的两三角钱的血汗钱，要想拿来供家养口是不可能的。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是被剥夺了的，他们没有所谓高等的教养，然而他们和剥夺者中的任何大学教授，任何德行高迈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动物，一样地有食欲和性欲的。这食欲和性欲的要求，这普及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要求，便是构成那流言的主要的原因。
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làng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jī、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郭沫若散文选集离沪之前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从广东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场很严重的斑疹伤寒，由十二月十二号进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号才退了院。退院后住在妻儿们住着的窦乐安路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时候是连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聋了。出院不几天，算渐渐地恢复了转来。在我写出了那二十几首诗——那些诗多是睡在chuáng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铅笔在钞本上写出的——汇成了《恢复》(Reconvalescence)之后，从一月十五号起便开始在同一钞本上记起了日记来，没间断地记到二月廿三号止，因为廿四号我便离开了上海了。记日记的事情我是素无恒心的，忙的时候没工夫记，闲的时候没事情记，在那样的病后记下了整整一个月以上的生活的记录在我却是很稀罕郭沫若散文选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