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读了很多您的著作，能够这样与您见面真是荣幸。”我先开心地向博士送上问候，他也立刻回应：“我同样也通过新闻，读了许多关于朴前代表的事情。”
托夫勒博士这句充满幽默感的回答，逗得我和现场媒体采访者们笑了出来，瞬间化解了初次见面的生疏感。媒体采访完后从房间散去，我们则开始用餐并展开了严肃的话题。在正式进入主题前，托夫勒博士先表示了他对我国的关心。
“韩国在朴正熙总统的带领下，有着显著的发展以及社会变化，吸引了身为未来学家的我的高度关注。过去我对朴总统的评价很高，也关心并注意他在政治上所走的每一步，通过这次的韩国访问，能够与您相会，实在是十分开心。”
“托夫勒博士，您认为未来的教育该如何进行才好呢?”
我认为教育是决定我们未来的重要事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变的部分，所以好奇托夫勒博士的见解。托夫勒博士与我分享了许多教育想法，还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模式建议。
“您想想在网络发达的今日，韩国社会为什么还要要求孩子们一定要遵守上课日程，将他们关在学校里面度过时间呢?何不大幅减少上课时间，同时也能减少政府负担，并将学校建筑物运用在新用途上呢?若要培养农业领域的专家，就必须摆脱以往统一化的评价机制，那些孩子们应该通过自行生产的农作物来被评价才是。”
我们以教育开始了第一个话题，后续又探讨了许多其他领域的议题。一开始以我的提问为中心所进行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彼此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有着许多共同点，托夫勒博士也进而延伸出更多提问。
“朴前代表，您认为哪一个组织最充满官僚性呢?”
“关于朝鲜问题，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很意外地，托夫勒博士的提问刚好都与我关心的议题相符，尤其是朝鲜问题以及政府组织相关问题。当我说应该去掉政府组织赘肉，采取“以小型政府迈进”的方式时，托夫勒博士就像等待已久般地qiáng调：“若要适应未来快速变迁的社会，所有官僚组织都应该缩小化并需要有弹性。”
与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博士的对话，是提升彼此的时间。
我回答道：“阳光政策的宗旨很好，但因政策没有原则不断包容，导致朝鲜的核武器实验危机出现，现在最重要的是有原则地施行对朝政策。”博士听完表示这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并qiáng调：“政策必须随着急速变化的时代形势一起转变。”见完面后，陪同的秘书室长对记者们公布了刚才我们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相关谈话内容。“等等，那些话究竟是博士说的，还是朴前代表说的呢?两位的想法怎么会这么相似?”就连记者们也觉得讶异，可见我与托夫勒博士的观点是多么一致。
随着谈话时间的加长，我与托夫勒博士越聊越有共鸣，想继续聊更多话题。原本预计一个小时的会谈，不知不觉间已过去两小时又十分钟。秘书室长的手机不停响着，但我们依然没有理会，因为难得遇见理念相通又能聊得如此深入的人，这份喜悦实在不想被打断。虽然聊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依然想再继续，但当时我和博士都已耽误了各自接下来的行程，最终只好不得已起身道别。
我说道：“经过今天的会谈，我好像得到了‘升级’一般，虽然感到可惜，但因时间的关系不得不结束这场会谈。”以诙谐才智开场的托夫勒博士接着回答：“我认为，这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认为自己知道所有事情，我今天也同样通过朴前代表学习到了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双方经由这段谈话都得到‘升级’了。”
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
我在一年前答应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出的“肯尼迪论坛”演讲邀请，他们曾经邀请过布什与克林顿等美国总统，以及全世界国家元首及著名人士前来演讲。
我因行程太满，对答应好邀请却延迟了一年而感到抱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仅是美国，还是全世界梦想成为未来领导人的优秀人才们的聚集地，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还要费心准备这场演讲。
2007年2月12日，一走进肯尼迪学院演讲会场，我十分震惊。当时正值以严寒气候著称的美国波士顿冬季，寒冷的qiáng风chuī袭着，再加上演讲时间是在傍晚六点，与用餐时间刚好重叠，预计不会有太多学生到场来听演讲，但三层楼高的演讲厅，竟然座无虚席，甚至连演讲厅的走道也坐满了人，足足超过五百多名。
肯尼迪学院院长艾尔伍德博士先向大家介绍了我作为开场，学生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出场。
我开始演讲。演讲主题是“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这是有些沉重的演讲主题，但因在座的都是梦想成为未来领导者的人们，我想要陈述一些较严肃的内容。其实这个主题很容易令人疲乏，但学生们的脸上却毫无任何倦怠，反倒是眼神明亮地专注聆听。演讲接近尾声时，我看到好多学生开始起身，并走到了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演讲厅里设有麦克风提供发问的阶梯上。我心想：“那么多人的问题该怎么全部回答呢?”学生们开始提问之后，我更是惊讶不已。
在哈佛肯尼迪学院，以“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为主题演讲。
“现代汽车的工会组织纠纷严重，据我所知您对于工会组织的激进行为是持批判态度的。如今正值选举前夕，请问您会如何应对工会组织问题呢?”
“目前在哈佛就读的学生们，韩籍学生人数占哈佛外籍学生人数第三位。我身边也有许多韩籍学生对韩国大学录取制度抱持不满。若您当选总统，会提出什么样的对策来解决呢?”
“你的铁路渡轮计划与前首尔市长李明博的运河计划有何不同?”
“在历史上，日本是侵略大韩民国的国家，若您当上总统后，会采取何种对日外jiāo政策呢?”
“请问您是否有信心实现韩国经济百分之七的增长目标呢?”
“若您当上总统，是否会展开划时代的对朝政策呢?”
令人意外的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学生大多数是持美国籍的美国学生。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美国大学演讲，同时也不自觉地感到非常兴奋，仿佛是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一样。能从看似对韩国毫无兴趣的哈佛大学学生口中听到这些严肃且犀利的提问，不知不觉地我也充满了能量。学生们关心的议题领域非常多元，随着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我也开始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犀利的提问。要是能继续回答，我也希望能分享更多的想法，碍于下个行程只好婉拒那些站在麦克风前等待提问的学生离开演讲厅，这也使我感到极为可惜。
很久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以“哈佛大学的书呆子”为题的一档节目，可能因为这档节目的关系，只要大家一讲到哈佛大学，我就会自动联想到书呆子这个词。这样的称号就某个意思来说果然名符其实。他们认为，通过一位外国政治人物的演讲，是学习那个国家的一次机会，甚至还可以彻底了解那个国家以及演讲者的政策主张等等……光是这点，就让我感到或许这就是美国的力量，而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中许久都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