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_刘忆江【完结】(49)

2019-03-10  作者|标签:刘忆江

  曾国藩练兵,“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仿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103戚氏练兵,首重节制,“或曰:子用兵酷嗜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功夫,从何下手?戚子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104戚氏所谓的“节制”、“束伍”,在当时称为营制,其实就是今日军队的编制。

  自古及今,大将所统,动则数十万,若都临阵来,无个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个个无有利害到身,谁肯用命?任你几十万人,我所诛罚不过数人,不怕你几十万不着紧,此正节制云。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以简驭繁之法也。105

  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qiáng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gān。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拼,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106

  由是可知,束伍仍出于简单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节制之军队,恰如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这也正是绿营制度的弊端。曾国藩有鉴于此,到衡州之后,即注重于营制之改革。湘勇起初三百六十人一营,衡阳改制后,其营制扩增为五百。107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队)抬枪,二、四、六、八(队)刀矛,三、七(队)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营置)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队)主pào,二、四、六(队)皆刀矛,五(队)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在其)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用)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惟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每)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108

  新营制一大特点,就是每营都列入了“长夫”这一编制。所谓长夫,类如后来之辎重队,专为军队行军扎营运送辎重粮秣之用。这样,湘军每营之人数实际上达680人之多。增入长夫,也是曾国藩一项重大改革,为的是解决兵勇扰民的问题。官军最大,也是最为百姓所痛恨的弊政,就是拉伕。“军兴调发,……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马车,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109

  清军作战不行,扰民却无处不在,故民间的口碑,多说官兵的军纪不如太平军,以致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出现了怕官军甚于太平军的现象。这种局面不尽快扭转,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战争并非只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更取决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夺,民心一失,大势随之而去,接下来就会是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其治军,以爱民为怀:“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110增添长夫,发放帐篷,为的都是防止军队扰民。因为当时官军最为民间所诟病者,一为qiáng行派伕,一为qiáng占民房也。配备长夫,行军时可运送军辎,屯驻时可挖壕筑垒;配备帐篷,则扎营无须qiáng借民居,为从根本上杜绝这两项弊政创造了条件。故“湘勇在外,殊得嘉誉,郴、桂一带,多称仁义之师”。111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薪饷从丰,如上所述,比之八旗与绿营,湘军的薪饷要高出很多,由于军费自筹,朝廷亦不能限制其薪额。这就使从军对农民具有很qiáng的吸引力,不仅保证了湘军可以招募到源源不绝的兵员,而且兵员的素质也得以提高。此外,曾国藩还制定了很高的赏格标准与严厉的惩戒办法,以激励乡勇奋勇作战。

  湘军与官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构成。曾国藩对官军之腐败窳劣深恶痛绝,故在自己编练的新军中坚决不用军官(塔齐布等少数人例外),“其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密者”。112也就是说,湘军的构成,兵,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官,则是乡里土生土长的儒生。

  在这里我们先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观念:书生无用论。这个观念出自一首诗,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武进有个名叫huáng景仁(字仲则)的文人,少年颖慧却沉滞于科举,时乖命蹇,落拓终生,35岁时病死于逃债的路上。但此人诗作的好,有《两当轩集》存世。所谓物不平则鸣,愤懑出诗人,穷愁出诗人,其穷愁不遇时,曾作《杂感》一首以自讽。

  仙佛茫茫两未成,十有九人堪白眼,

  只知浓夜不平鸣。百无一用是书生。

  风蓬飘尽悲歌气,莫因诗卷愁成谶,

  泥絮沾来薄悻名。chūn鸟秋虫自作声。

  其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辗转流传,竟成为喧腾于众口的俗谚。似乎书生都是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无缚jī之力,只会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腐儒。其实不然,此诗用作曹雪芹、huáng仲则这类潦倒文人的写照尚可,但却不足以作为旧时书生的定论。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乃文人,多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者;后者是儒生,多胸兼家国,心怀澄清天下之志者。

  明末士大夫中流行陆王心学,什么东西一旦流行,流弊随之而来,致使文人热衷于清谈、党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骛名争胜之心。“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所谓清谈误国,晚明为一例也。故明末之遗民,多对浮夸空泛之文人习气深恶痛绝。如顾炎武与友人书信中论及此事,引宋代刘挚言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113又云:“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114而清初崇实笃行之大儒颜元,更是将文人以之自傲的诗文字画,称为天下四蠹,意指好之者不免于玩物丧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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