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_刘忆江【完结】(62)

2019-03-10  作者|标签:刘忆江

  对张作霖在东北的作用,台湾学者王禹廷在其所撰《中原大战史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雄据东北,在俄、日两qiángjiāo侵中,尤其在日本大力胁诱之下,善为应付,不稍屈服,保障国权,奋力建设,其成就非当时(山海)关内任何地区所能及”,并列举其事迹如下:

  日本视满洲(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它于民国初年,胁迫袁世凯,订立了“二十一条”,其重点就在东北。多年以来,日本人据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纠缠不休,张作霖不理会,迄未达成所愿。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日本著名的外jiāo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的重建复兴,有很大的贡献),某次与张作霖进行一种jiāo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民国十六七年革命军大举北伐,节节进展。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名外jiāo家,中日复jiāo后,他任第一任驻华大使)及有关人员,曾用多种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的革命政府划江分治。张作霖秉诸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的大义和理念,坚决不为所动。日本人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把张宗昌电召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的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人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对我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二十五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亦有诉诸国际评裁的含义。殆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日使芳泽谦吉,仍密访张作霖有所要挟,他劝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两人会谈很久,张氏毫不妥协,且大声对芳泽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故无结果而散。因此,日本视张作霖的顽qiáng不屈,为其攫夺我东北的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乃种下张氏被炸身亡的祸因。60

  对付日、俄这样的虎láng之国,必用张作霖、杨增新一类的枭雄人物,袁世凯用人的高明处,于此可见一斑。一般史家对袁、张、杨等脱不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套路,或套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全然远离了历史的真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是在5月7日。通牒限令中国对1—4号及福建问题于48小时内给日本以“满足之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必要之手段61。”此时,已是日本开过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知道不满足最基本条件,日本将不惜决裂,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审时度势,他不得不接受修改过后的条件,违心地同意签约。当天,他即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和jiāo涉现状通知了各省军政长官和驻外使领馆;次日,他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莅会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jiāo次长,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袁通告了日本最后通牒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2。”在谈到jiāo涉情况时,袁虽qiáng调政府已尽力作了挽回,但“在南满方面权利损失已巨”,而“我国国力未充(实),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rǔ!”他呼吁“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rǔ,本(着)卧薪尝胆之jīng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jiāo、财政,力求刷新,预订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63。”

  当时中国政府高层对于是否接受通牒,意见并不一致,争论十分激烈。主战者的主要代表是陆军总长段祺瑞、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蔡锷等高级将领。在讨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但对袁最后下决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外jiāo总长陆征祥正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朱尔典说,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空言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听说陆军段总长主张qiáng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的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rǔ,只要力图自qiáng,埋头苦gān,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jiāo,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任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朱尔典说话时声泪俱下。陆征祥回答说,我一定将贵公使的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如果不听贵公使的忠告,我必定去力争。朱尔典这才告辞而去。陆征祥向袁世凯和会议报告了与朱尔典会晤的情况后,袁说,朱公使之言也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觉书”附有第五号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jiāo部尽最大努力,避重就轻,使“二十一条”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号。外jiāo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听诸君的意见。接着,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反对,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也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如果第五号不撤回,我与段总长取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rǔ,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qiáng,此后或可有为,如朱公所言。若事过就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然责无旁贷,诸君也有责任。段祺瑞仍持异议,说民国肇兴就承认此案,如果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又分析形势,说我岂愿意屈rǔ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不再坚持,遂宣告散会。64

  可见,袁世凯在外jiāo谈判之外,也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没有他的同意,段祺瑞不可能自行进行为时数周的军事动员和物资装备的调配。在高层会议认可之后,5月9日上午11时,由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即中方谈判代表)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jiāo给日置益。三人一路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65”。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62/84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