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_刘忆江【完结】(9)

2019-03-10  作者|标签:刘忆江

  初露峥嵘 [三]

  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如按常规请示,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当局做出不可,其间时间延误必不可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了。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其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素质。

  5日(旧历十八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qiáng调事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因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动,日方士兵必出面阻挠,将会说争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鲜国王也没有派人来军营邀请我方出兵,因此师出无名45”。与袁jiāo好的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结果是,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jiāo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而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其编练的朝鲜新军46,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huáng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47”。

  6日(旧历十九日)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所为,“韩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gān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开化派的最新动向。清军将领仍整日会商对策,吴、张等仍犹豫不决。但在两次致信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绝,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袁世凯以事态紧急,间不容发,而且应朝政府大臣的请求,师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公说:‘朝鲜的防务和外jiāo,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才勉qiáng答应48。”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入宫49。”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she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倾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袁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后,兵卒伤亡者枕藉”,随后“遇到袁公过去所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50。”新军的倒戈,使战局从相持转为有利于清军。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gān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但仍不知国王所在。于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在致信袁等诿过卸责后,于当日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gān逃往仁川领事馆。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则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jiāo。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jiāo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51。”

  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植开化派,中法战争爆发后,则极力怂恿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在政变前夕,竹添将政变计划报告日本政府,要求批准。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驻华公使?木武扬的密报,说正在进行中的中法谈判,法国有意割占中国的台湾。日政府闻讯大为恐慌,认为台湾重于朝鲜,遂决定倾全力阻法夺台,指示竹添暂停发动朝鲜政变。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准,即擅自决定立即发动政变。这是竹添的狠处。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应该说是袁世凯。袁是个坚定的“传统帝国主义”者53,为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任事,具有杀伐决断的作风。在政变突发,无法与国内及时联络,请示机宜,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已经落了后手的形势下,不顾主官之犹豫,慨然自任,甘负严谴,断然出兵平乱。这是袁世凯的狠处。

  也就是说,无论日方或中方,政变方或反政变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行动。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则会承担严重的罪责。所以无论哪一方,一旦发动,就非gān到底不可。任何犹豫、畏缩和动摇都会使行动功败垂成,所以这又是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一场较量。从竹添和袁世凯在事变中的表现来看,其qiáng弱优劣,高下立判。

  在政变一方,起初进展相当顺利,确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清军猝不及防,国王、王宫、新军均已在政变者控制之下54;亲华的重臣被诛杀;开化派政府组成,新政纲发布;被挟持的国王召见了外国使节,政变似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竹添低估了清军反击的意志和决心,没能迅速扩大战果,把优势转化成为胜利。由于政变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竹添心里没底,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是想控制事态,避免给清军以介入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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