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一书，以前被斥为“迷信”，一直作为佛教书籍印作赠送用。如今竟大受欢迎。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印制了此画册。
从长沙到桂林
5月间，爸爸接到刚刚创办起来的桂林师范学校唐现之校长来信邀请前往任教。又接桂林教育当局来信，聘他去“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训练班”教艺术课。两者时间并不冲突。爸爸素闻广西有“模范省”之称，乐愿前往。他在《未来的国民———新枚》一文中说：
在这禽shòubī人的时候，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特为开班训练，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假使他们不来聘请我，我也想学毛遂自荐呢。
爸爸约了好友张梓生一家四五人，合包了一辆大汽车去桂林，车资270元。于1938年6月23日出发。没想到这一路上汽车颠簸得厉害。行李好像会走路的，从车尾走到了车中央。小孩嚼了舌头，有人呕吐了。我倒没事。我哪里知道爸爸正担心着两件大事：外婆和妈妈是否安全。
外婆一生从未坐过长途车，更别说如此颠簸的车。况且她最近一小时要小便一两次。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种病，服药就能改善。可那是70年前在逃难的路上啊!唯一的办法只能在外婆面前放一只马桶。汽车开行时，桶里的小便颠簸震dàng，臭气直熏她鼻子，爸爸真担心她发痧。
至于妈妈，好端端的，有什么好担心呢。谁又料到爸爸心中隐藏着一个只有他和妈妈才知道的秘密：妈妈怀孕已4个月!这是最容易流产的时期，汽车如此颠簸，爸爸怎能不提心吊胆。万一出了什么事，爸爸必须在中途留下，那庞大的逃难集团群龙无首，怎么办芽选
在衡阳停车吃中饭，大多数人不想吃。晚上7点，车到零陵，住进了一个小客栈，形似牢房。但因坐了一天长途车，不堪疲劳，大家赶紧进屋休息。爸爸却忙着巡视各个房间。他看见外婆端坐在竹凳上摇扇子，妈妈不在房里，正拿了个电筒走来走去找手表(后来在草地上找到了)。爸爸这才放下了两块大石头。
爸爸心中有大石头的事，终于在零陵宣布了。我们知道将有一个弟弟或妹妹，都很兴奋。爸爸就和大家商量预先给孩子取名的事。想起在汉口看见大树被斩伐后chūn来怒抽条的蓬勃气象，爸爸打算给孩子取名“新条”。
“条字不好听!改成条枚的枚字怎么样?”宝姐说。
“好，好!就叫新枚吧!”爸爸赞成。
还没出生的孩子已经有了名字。可是当我今天写这件事的时候，新枚已从人间消逝了!人生无常如此!
伤心的事暂且搁在一旁吧。且说爸爸每到一个地方，总会说出些典故。在长沙时，他提到屈原和贾谊;到了零陵，他又说，零陵就是柳子厚所描写过的永州。爸爸这话是讲给我兄姐们听的。不过我也能听懂一点。在萍乡，满娘教我读《古文观止》时，曾教过王勃的《藤王阁序》，所以我也知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旨”这句话;后来爸爸教我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所以我一听这里就是永州，便想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原来我们是在“产异蛇”的地方宿了一夜。那种蛇碰到草木，草木尽死，别说咬人了。如今永州想必已是高屋林立，旅馆也不再是牢房了。不知那种能治病的“异蛇”还常出没否。
次日，我们又坐了大半天车。颠簸得更厉害，可以把人抛到半尺高。24日下午三点，车到桂林。全家暂住大中华旅馆。
独秀峰前谈艺术
桂林素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不过爸爸似乎更偏爱杭州的山水。他认为桂林山水只能称为“天下奇”。但他由衷地赞叹桂林的民风。街上有不少穿灰色制服的人。经打听，才知这是公务人员的制服。自省长以下，桂林的公务人员一律穿这种制服。每套只售“桂币”8元。广西有自己的币种，8元只相当于我们通用的“法币”4元。爸爸觉得实在太便宜了。他说自己在长沙花9元法币定制的那套中山装，已经算是最便宜的，要看服装店老板的脸色了。于是他也给自己买了一套灰布制服。
桂币与法币的折换，给家里人带来不少麻烦，等到习惯以后，却又闹了一些笑话：我们甚至把路程、日期全都打对折计算。
爸爸应桂林师范和暑期训练班的邀请而来桂林，桂林师范尚未开学，暑期训练班却开学在即。据说徐悲鸿、吴伯超等艺术界知名人士也曾在这训练班任教。爸爸在暑期训练班讲“艺术与抗战宣传”的课，深得学生好评。他们喜欢漫画，建议爸爸出一本如何画漫画的书。爸爸早有此心。因为有不少学生、读者向他提出漫画如何画的问题。他一次次写长信答复，不如写一本书出版。在训练班时期，他已粗定目录和大纲。可是训练班散后，此事又置之高阁。到1939年我家在宜山时，爸爸收到了托上海友人戴葆流夫妇从外国购寄的《怎样画漫画》英文书。装帧极其富丽堂皇而内容极其贫乏。爸爸在5月1日的日记中说：
既无确切之画法示人，更无真实之画理导人。吾购此书无异仅购厚纸及装潢也。早知如此，吾不愿于万里外托友购寄。吾自问所能编之《漫画描法》，内容之充实，指导之诚恳，至少当远胜于此类洋书。
《漫画的描法》直到1943年8月才由桂林开明书店出版。以后一再再版，直到如今还出了新版本。爸爸在桂林讲课期间，我们家人也住在桂林城里。住旅馆非长久之计，据章桂哥回忆，说因校舍尚未竣工，曾暂住皇城省府礼堂。我却只记得住马皇背。关于“马皇背”这地名，我是不会记错的，可是1989年桂林市博物馆的熊善传先生来沪访我后回去调查，却说他们查了《桂林地名录》，得知清代有一地名叫“马房背”(不是“皇”)，1930年已改称“榕荫里”了。但我们住的地方明明叫马皇背。
马皇背时期我能回忆起以下一些事。那宅院进大门就是一个天井，左右两套平房。我家住右边，三间平房。左边是另一家住的。我后来才知道，这里住的是钟敬文先生夫妇。2002年1月11日《文汇报》上登载了“百岁老人钟敬文教授逝世”的消息时，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他的岳父陈炽之先生常来看望女儿，因此也和我爸爸认识了。我家迁居桂林乡下两江的租屋后，爸爸chuáng边的墙上一直贴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文字碑拓，我只记得是“荔枝丹兮蕉huáng”这几个字开头的。看了爸爸1938年12月8日的《教师日记》，才知这是陈炽之先生送的柳侯祠荔枝丹碑。
话扯远了。却说桂林当时没有木制家具店，爸爸到一家竹器店里定制了12人用的家具：竹chuáng，竹桌，竹椅，应有尽有。总价只相当于在上海买一只较差的沙发。爸爸感叹这些竹器工人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们制品的价格，又惊骇于广西民风的朴实：竹器工人为了对定制人约期不误，来不及做情愿回报生意，绝不欺骗搪塞。
我还记得一件事。妈妈有孕在身，家里想方设法让她吃得好一点。有一次，买来一个椰子，我们从未见过，不知其中有水，更不知可从上方先挖dòng取水，以为只能硬来。丙伯气力大，就自告奋勇开硬壳。他开出了一身汗，还差点崩断了裤带，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好容易打开一点，倒出水来，似捧琼浆玉液般献给妈妈。大家在一旁看着她喝，期望她喝了会笑逐颜开。谁知妈妈喝了这水，说是没有什么味道。我们很失望，把硬壳用力甩掉，却发现壳壁上竟还有可爱的白色肉质，取而食之，味美胜过汁水。这才对椰子产生了好感。其实汁水虽不甜，毕竟很清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