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我懂了!老板是说对面那家酒店掺的水更多。”
爸爸还讲济公的事。他说有一家人家办婚事，请济公去喝彩。济公便在婚礼上大声说：“老的死起死到小!老的死起死到小!”那人家气死了，用棍棒打济公。济公便说：
“那就乱死乱死!”
爸爸解释说：“本来济公是好意，让人按年龄老少次序死。被他们一打，他就说了乱死，从此人就不按年龄老少次序死了。”
爸爸说后若有所思。是的，他的两个弟弟都夭折。我的姐姐三宝、哥哥奇伟和小产的阿难都是夭折。天道真不公平!
我还记得，每当天凉快了，爸爸看一看寒暑表，就穿上夹袄。(那时没毛衣，有了毛衣后爸爸也不喜欢穿，说是捆绑在身上不舒服。)一边穿，一边总是反复地说：
“73度着夹袄。73度着夹袄。”那时用的是华氏。73度相当于摄氏24度。
住在星汉楼近两年，是爸爸作品多产的时期。他还完成了一个大愿，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jiāo上海开明书店于1945年12月出版。这套全集中有旧作，也有新作。
在遵义，爸爸jiāo友甚广。记得他常与王星贤、huáng羽翼、田德望、蹇先艾、李子瑾、王光衡等人来往。王光衡后来由爸爸改名为王质平。
我家第一桩喜事
星汉楼时期有过一件喜事：1941年9月7日，先姐和慕法哥结婚了。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
说起这个姐夫，我初次看见他是在初到遵义还住在旅馆里的时候。那一天，我正和小朋友踢毽子，看见两个青年男子走进旅馆来说要找他们的老师丰子恺。他们的名字是周宗汉和宋慕法，都是爸爸在浙大的学生，不过这次是初访。随后慕法哥就在我家做了家庭教师(教物理)，一直出入我们罗庄和星汉楼的家里。
慕法哥在湘江对岸蚕桑研究所就职后，他的一位同事兼温州同乡陈志超先生常陪他来访爸爸。陈是一位见多识广、口才很好的人，我们星汉楼的租屋就是他介绍的熏也是他促成了慕法哥和先姐的婚姻。陈下班后常来星汉楼陪爸爸喝酒聊天，慕法哥当然一起来。据说慕法哥曾向爸爸学过两星期日文，以应付他工作上的需要。不过更多的时间是来找先姐谈情。爸爸有画专写他俩相会的事。时机成熟后，他们就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了婚礼。
先姐结婚时，爸爸亲手为他们写了一张结婚证书。先姐已于2007年2月16日去世。她的结婚证书竟一直保存着。慕法哥知道桐乡档案馆征集爸爸及其子女的资料，就拿给我，表示愿意捐赠。我一看那证书，惊喜不已。当时根本没有结婚登记的制度，而且没有结婚证书出售。所以爸爸亲手用毛笔在一张粉红色纸上写了这结婚证书。幸有这证书在，我今日才得详细记下当时的重要情况。珍贵之物，宜供大家共赏。我今抄录如下：
结婚证书
宋慕法浙江省平阳县人年二十六岁民国五年正月十九日子时生
丰林先浙江省崇德县人年二十岁民国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卯时生
今蒙
陈志超郑梅英两先生介绍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下午四时在贵州遵义成都川菜馆礼堂结婚恭请苏步青先生证婚宜其家室永相敬爱此证
结婚人宋慕法丰林先证
婚人苏步青介
绍人陈志超周丙cháo代
郑梅英倪兰英代
主婚人舒鸿太太
丰子恺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
另有一纸，供来宾签名用。前面爸爸写着两行字：
敬请签名永志光宠宋
慕法丰林先仝叩卅年九月七日。
签名者共74人。
婚礼上，陈志超夫妇应该是介绍人，但那时他们已返回温州家乡，所以由丙伯夫妇代替。证婚人是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先生。女方主婚人是爸爸，男方长辈在温州家乡，就请浙大的舒鸿教授夫人代替。据元草哥回忆说，司仪在请几位主持人讲话时，别人都讲了，就遗漏了主婚人没讲。爸爸不在意，说他原本没想说话。其实第一个女儿结婚，料想他必定会有许多话要说的。元草哥还回忆说，曾指定一位来宾发言，那来宾讲话中说了“贵州非人所居”这样的话。其实他大概指的是古时候。不过另一来宾胡楚涣先生认为在婚礼上讲这样的话毕竟不吉利，所以主动要求发言，说幸有贵州这样的好地方，我们才能前来避难。
尽管是在非常时期，新娘还是希望尝一尝披婚纱的滋味。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送一条绣花被面，就拿它来披上权作婚纱。新郎则向同学借了一套西装。先姐还找了邻居蔡家的女孩佩贞做了她的小天使。是否有男女傧相，我不记得了。如果有的话，我恐怕就是女傧相，不知男方是谁。办了几桌酒我也不记得了。照签名的人数看，不会少于7桌吧。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做小天使的佩贞忽然做了一个动作，嘴里断断续续地发出嗯嗯声。后来竟把两条腿扭在一起。最后终于轻轻地说：“要撒尿。”可怜的小佩贞!看来她已忍了很久。可是那时仪式快收尾了，谁也没去解救她。一直熬到结束。
先姐结婚后，就在外面租屋居住。后来姐夫到遵义酒jīng厂工作，一年多后才去重庆。
星汉楼的居民一个个走掉了。满娘和软姐也早已去湄潭了。因为软姐读的是数学系，浙大理工科的分校在湄潭。元草哥后来也去湄潭浙大附中读书。这样，星汉楼一度只剩下爸妈外婆和我。
遵义的往事纪实
1941年2月2日，我家迁星汉楼不久，爸爸和赵廼康(遵义耆宿，举人)、王焕镳(浙大文学系主任)等人结伴，到遵义新舟沙滩祭扫清代桐城散文名作家郑子尹、莫友芝以及曾出使国外的黎莼斋的墓。归来作画多幅，并参与编《子午山记游册》。
爸爸和满娘还带了我三个姐姐去金顶山的庙里住过几天。回来后，爸爸作了《青山个个伸头看》、《白云无事常来往》等画。料想那里风景甚好。
还有一回，我和爸爸不知去哪里，反正是遵义的郊外。回来时走得很累。遇见前面来了一辆huáng包车。那时我患副伤寒刚好，体力不支，多么盼望是一辆空车。可走近一看，坐着人。不过竟是爸爸的一个仰慕者。那人连忙叫车停下，说他家快到了，要把车让给爸爸坐。客气一阵后，爸爸就坐上了车，车子调头往城里走。我跟在后面。爸爸不时地往后看那个让车的人。后来看见他拐了弯，不见了。爸爸连忙叫拉车的停下，换给我坐。大概因为父爱感动我很深，所以这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1942年5月，爸爸在汉口初识的好友戈宝权突然来到遵义，到星汉楼来访问。他穿的一身唐装。聚谈后，才知他当时是《新华日报》编辑。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为了不bào露这地下身份，就扮作难民模样逃离当地，经过遵义，要到重庆去。爸爸请他到餐馆吃饭，还带我去作陪。我家很难得上餐馆请客，我受宠若惊。我记得他们两人用日文背诵夏目漱石《旅宿》中的内容。记得那餐馆叫浙江餐厅，爸爸显然怀念故乡，才选择此餐厅。
1979年12月，戈宝权到上海，特地来看望我母亲。29日他来信说起遵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