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于是，《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1925年12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jiāo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八年抗战，早已毁于战火。而那套彩色的山水人物画则是专供展览的。正如爸爸所说：
以前小幅的简笔单色的人物画，都可照相铸版，展览在全国各地。现在较繁的色彩山水画，在战时却无法复制。只有裱起来，挂起来，才可展览。
爸爸这种展览，不卖原画，而是预订，展览结束后按预订的重画。这样就可以永远保留原作。这套原作始画于1938年。到1946年回江南前还有补充。1946年12月，钱君匋先生的万叶书店有条件出版了最初的彩色版《子恺漫画选》。不过只收了36幅。直到1988年8月，爸爸的方外好友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展出我带去的这套彩色画时，才完整地印制了一次。法师为这画册的名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套画展出数次也不卖，所以是爸爸的jīng品。于是就定了《丰子恺jīng品画集》这名称。
话扯回来。这次画展所得五万多元法币，1943年入夏前用来建造了一所极简陋的自家的住房“沙坪小屋”。
但自建房屋的事不是画展后马上决定的。起初爸爸还是想租房子。
风生书店
在陈之佛先生家住了一段时期，有一次爸爸偶然在路上遇到以前立达学园的学生陈瑜清。通过陈的关系，又认识了他的朋友周世予。周是本地人，学徒出身，爱读鲁迅作品，也是爸爸的私淑者(后来才听说他是地下党员)。他原先开一家电料行，因警察常来找他麻烦，使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在陈瑜清先生等的帮助下，周世予先生开了一家旧书店，叫风生书店，就在陈之佛先生所住的正街拐弯处。周老板得知我家正找房子，便邀请我们住到书店楼上。楼上一隔为二。陈瑜清先生家已在后楼住下。我家便入住约一方丈半的前楼。爸爸还为风生书店写了招牌。后来听说我们的入住，无形中对这书店起了保护作用。我们迁走后，警察局和特务又来找周的麻烦。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听说小说《红岩》中的沙坪书店，就是以这家店为原型的。
妈妈和恩狗就在这时到了重庆。宝姐华瞻哥他们，周末也来凑凑热闹。华瞻哥还为周老板补习英文。在风生书店，我记得几件小事。
我们买了一架留声机(即唱机)，还买了一批唱片，都是“拍卖行”里买来的。那时所谓拍卖行，其实是旧货店。店里卖旧唱片时不是随你选，而是捆在一起卖的。我们想买的唱片只是京剧的。可买来的唱片里京剧没几张。杂七杂八的很多，如德国大笑、广东音乐、苏滩、大鼓等等。爸爸在缘缘堂时就喜欢上了梅兰芳的京剧。我们受了影响，也喜欢了。每次买一沓来，总算有几张京剧。如果买到缘缘堂时有过的，如《天女散花》、《太真外传》、《打渔杀家》之类，旧友重逢，欢喜之至。不过德国大笑听听，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也不错。大鼓是金万昌的《黛玉葬花》，竟听上了瘾。苏滩是王美玉的，一张《活捉张三郎》，我们至今还会唱;另一张苏滩不记得叫什么名称，内有一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好听。苏滩这个剧种没有保存下来，真可惜了!
恩狗初见留声机，兴奋至极。他说：“我来敲!”以为声音是敲出来的。他最喜欢的却是广东音乐。唱片中间那圈是红的，他就称它为“红歌”。
在风生书店时，我买了几只小鸭来养。怕被猫吃掉，放在一只菜篮子里挂起来。谁知那猫从桌子上跳到篮子里，把几个小jī的头咬掉了。我醒来一看，伤心极了。爸爸劝我别哭，指点我到后面山地上去埋葬了。说是山地，其实是平地。重庆是个山城，造的房子前面是平平的马路，二层楼的后间走出去是平平的泥地。
风生书店房子很矮，站在楼窗口，额上就是屋檐。那时已是四月中。有人忠告爸爸，说重庆的夏天是很热的，再过一个月，这前楼就会热得火坑似的，就算不怕热，也会发痧生病。于是爸爸又到处托人，终于在五月初找到了一间坟庄屋，如获至宝。
刘家坟
这坟庄屋在正街东头，附近有一些荒冢。我是很胆小的，每次走进走出都是屏住气奔过这一带，到了人多的地方才喘过气来。租给我们的那间屋子，也是yīn气沉沉。这是三开间。中厅供着屋主家的祖宗牌位。天哪!我们在遵义罗庄住的也是供牌位的房子。那里还算隔了一道板壁。这里却是赤luǒluǒ供在中厅，是我们必经之路。东西两间，我家住的是西间。东间已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居住。后来才知道是雕塑家刘开渠和夫人程丽娜。我和他们的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过。
邻居是好邻居，可房子实在差劲。四壁是泥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爸爸说那天窗只有32开书本大小。泥墙倒很厚，足有两尺。因此室内幽暗yīn凉。在这里度夏倒不错，只是太暗了。大人们都是要写字的呀。爸爸便请人加开了一排天窗，好像开了一排日光灯。爸爸真有办法!他到哪儿都是“改革派”。妈妈则永远是“因循派”。一切全靠爸爸安排。
这里终非久居之地。爸爸在重庆开展览会得了五万多元法币，他早就有意觅地自建住房。终于靠立达学园学生柳静的丈夫吴朗西先生的介绍，在正街西头叫“庙湾”的地方，离正街约半公里处找到了一块空地。在我们造好新房子搬过去之前，爸爸才和刘家坟的房东往来，知道了他的姓名，还知道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爸爸还听房东的佣工说，房东对儿子家教很严，常把儿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我听了就想，那儿子一定很不争气。我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料想这儿子一定没有妈妈。
我们搬走后，有一天爸爸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本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儿子毒死了老子。据说是老子重感冒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一包药粉，要他次日空腹服下。谁料儿子用自己以前腿上生疮时医生开的药粉暗中调换了。老子服了此药，四肢痉挛，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得知那死者的名字后，爸爸惊呼说：
“那就是刘家坟的房东呀!”
三天后，爸爸顶着烈日去访问刘开渠先生家。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快到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手都掩着鼻子。我走到门口，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气。这种臭气，我都形容不出。就像把大便、臭屁、咸鲞、霉千张、臭豆腐gān……加在一起，五味调和。我忽然想起，这是死尸的臭味!原来那家人家的亲戚为了是否要打官司讨论了好几天，就让尸体躺在中间供牌位的房内。听说还烧了好几炉檀香，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