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贤寺位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子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我后来就用这相机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术差，不过总算给爸爸留下了一些纪念。第一卷内拍的就是招贤寺内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内。
“爸爸，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照!”
爸爸一听说要拍照，不知为什么马上举起双手，作了一个“仰天长啸”的姿势。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张照表示他正在为什么高兴的事而狂欢呢。
我读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时也已从重庆迁到杭州。地点在风景优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脚下。我上学只要先往西步行，走过西泠桥，再往东走就到了。
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举办了一次画展，卖得约五百万法币，以供在杭州租屋用。
11月上旬，我们受“练市姆爸”之子周志亮(我叫他中明哥哥)的邀请，去参加他的婚礼。爸爸当他的证婚人。这一顿喜酒，我着实地饿了肚子，因为在四川吃惯了素菜和瘦猪肉，海鲜一概不吃，而席上偏偏大鱼大肉，我只得偷偷地逃出去到摊头上买油沸豆腐gān吃。
次年(1947)3月，爸爸在招贤寺拐弯处，过了“大礼堂”的那地方，即静江路85号，租到了一所平房。虽然房间里是泥地，但这房子地势高，从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级才进门，所以并不cháo湿。一共有五间房：三间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厢房。东侧还有厨房等附属建筑。爸妈各占东西正屋，西厢房是满娘和软姐住，东厢房则是客房。搬家那天，石门东浜头南圣浜雪恩娘(即雪姑母)的儿子蒋镇东和乡亲阿六来帮忙。
岳英哥一家也已迁回江南，前来助兴。画展所得500万法币，尽数用在这屋子的租赁费、简单装修和购买简朴家具上，竟还不够。
这租屋位在风景地区，开门就见到对岸孤山和山下的放鹤亭。爸爸脱口而出：
“门对孤山放鹤亭!”
咦!这可以成为一副对联的下联呀!那么上联呢?爸爸想了几句，都不满意，后来靠好友章雪村先生帮忙想出了上联“居临葛岭招贤寺”，太好了!
这风景优美的住屋，后来又加了附属建筑。因为家里来住的子女多了，爸爸经济也略有宽裕，便在正屋的后面自己添造了3间扁扁的小屋。房间虽小，却有室名。西边爸爸住的房间后面那个小间，爸爸取名为“宜椿室”，我就住在这里;东边妈妈带恩狗住的房间后面那小间，取名为“宜萱室”，元草哥从北京铁道学院回来时住。中央一小间没室名，华瞻哥从北京回来时住过。
爸爸在上海时，其实曾答应到杭州后再去浙大任教。可是到杭州后“临阵脱逃”，又过起悠闲的赋闲生活来了。
这屋子，爸爸称它为“湖畔小屋”。但没有为它写屋名。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住到1948年夏天，就去台湾了。我们在这湖畔小屋里只住了一年半。
我们在杭州安家后，故乡的雪恩娘和乡亲们来看我们就很方便了。尤其是烧香时期，我家好比开了饭店旅馆，接待故乡的烧香客。有的并不认识，反正都跟镇东一样叫我爸妈一声娘舅舅妈，就来吃住了。妈妈忙得不亦乐乎。幸有一个叫章鸿的，妻子名秀英，夫妇俩给我家帮忙。他们所生女儿叫三芳，一家三口都住在我们这里，章鸿夫妇帮我们料理家务，三芳尚未入学，就在我们家和恩狗一起玩。
爸爸是喜欢热闹的。他用苏东坡的句子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
那一阵子客人可真多啊!
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那时就在静江路上我家与西泠桥之间的西湖边“葛yīn山庄”内。就像逃难到桐庐乡下时那样，又成了我们家的近邻。爸爸能随时前往，聆听教诲，其乐融融。
通过许钦文先生的介绍，爸爸找年轻的易昭雪医生装了一口“义齿”。说起装全口假牙，我记得妈妈是在重庆沙坪坝的沙磁医院装的。那医院在大众剧场(就是我演过《投军别窰》的剧场)对面。每次都由我陪去。我算了一下，妈妈那时实足年龄还只有48岁吧。爸爸如今装全口假牙，实足年龄也才49岁。我到80岁的现在，还只是上下补装，并未装全口。可见爸妈那时生活实在太苦，营养太差，以致早衰。
爸爸非常感谢易昭雪医生的高超技术，写了两篇装牙的文章称颂他。2007年10月，女儿陪我到杭州去开会，我们抽空访问了易先生，他身体健朗，剥一个柚子给我们吃。我在家吃柚子是靠年轻人剥的，我才剥不动呢。我打算制止他别剥，我想，他已85岁高龄，他还没剥好，我们要赶着去开会了吧。哪里知道他很快就搞定。我惊叹易先生手劲真大，女儿说：
“你别忘了易先生是替外公拔牙的，手劲当然大!”噢!我恍然大悟。
在湖畔小屋时期，1948年，爸爸的老友郑振铎先生来访，爸爸有《湖畔夜饮》一文专记其事。郑先生就是最初选用爸爸的漫画登上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去的“伯乐”。两人十年阔别，畅饮叙旧，用贴在墙上的苏步青先生送给爸爸的诗作为佐酒的菜：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chūn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没想到这次会面后十年，郑振铎先生在飞往阿富汗和阿拉伯作友好访问的途中，在苏联上空遇难，从此永诀了。
京剧缘
在湖畔小屋时期，我的京剧瘾是过足了。爸爸替我和宝姐从当时杭州唯一有京剧表演的“大世界”请了一位叫沈飘芳的艺人定期来家里教我们表演动作。这位沈先生以前是唱旦角的，上了一点年纪后不再演戏，大概在“大世界”给演员说戏吧。我那时在艺专经常演出。除了校内，还到爸爸的老同学田锡安先生的单位里演出过，和浙江大学的学生叫陈效仁的也合演过。那时演的戏有《女起解》、《三堂会审》、《御碑亭》(柴扉老师演王有道)、《鸿銮喜》、《花钿错》(我演副角小姐)、《打渔杀家》(柴扉老师演萧恩)，等等。
沈飘芳先生配合我的演出加以辅导。就在那小天井里，我还向他学了不是演出用的《虹霓关》。我居然使起花枪来，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我听了京剧的唱片，就把曲调用简谱记下来。这样，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些。我记录的曲谱，几乎都是梅兰芳的戏。
后来我竟有幸见到了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梅兰芳先生!
1947年梅花时节，爸爸一人去上海，摄影家郎静山先生陪他去访问了梅兰芳先生，还有盛学明和陈警聩两位摄影家带了相机去。次日《申报》“自由谈”就有人登出文章和照片记载其事。爸爸自己后来也写了《访梅兰芳》一文。
我好眼红啊!
“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芽选”
我老是缠着他。终于次年(1948)清明过后，梅博士又在天蟾舞台演出了。爸爸就带着我和宝姐来到了上海。我们住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天蟾舞台斜对面近广西路的振华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