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前房客董太太留下来的，在我们看来是豪华之极。那吃饭的桌子本来已够大的，还可以拉开来在中间加板。外甥们常在这里打乒乓球。据外甥杨子耘回忆，他们几个还坐在三楼楼梯上借助打过蜡的滑力滑下来，滑到二楼转个弯，一直滑到底楼，大人们也不加gān涉。只有爸爸午睡时妈妈才喝住他们，那时他们就乖乖地一声不响了。
我们隔壁92号张家的两个女孩也经常参与玩耍。其中小的一个叫萍萍，后来我认了她做gān女儿的，也常来宿。我还像在遵义时那样当孩儿王，他们都住在我房里。
爸爸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不是仅仅爱自家的孩子;他爱普天下的孩子。邻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来我家，爸爸都喜欢。那时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买来了一架旧钢琴(新钢琴是买不到的)。弹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时也在琴上弹弹单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们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别》，唱到“天之涯，地之角，至jiāo半零落”时，爸爸在一旁微微叹息。歌唱完后，爸爸说：
“一吟，你教孩子唱‘至jiāo半零落’，不大好。”
“可是这首歌实在好听啊!”我无奈地说。
“让我来把歌词改一下，改成适宜孩子唱的。”
爸爸说改就改。第二天我再教她们唱时，歌词已变成这样：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chūn。
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
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huáng金。
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爸爸写通俗的文字最拿手。这歌词，我用不着解释，两个孩子一唱就懂。
爸爸还为芳芳萍萍选一个曲子填了一首歌词：
今朝夜里好月亮，芳芳萍萍去白相。
走到门口马路上，碰着隔壁丰娘娘。
正好有部微型车，停在陕西南路上。
三个人连忙上车去，到外滩去看月亮。
我们用上海话唱，更是顺口。
有一次，爸爸和我带了小冰(先姐的儿子宋雪君的小名)和萍萍去西郊公园(后改称动物园)，回来时公jiāo车排队长得转几个弯。我们不耐烦排，就开始步行。萍萍走不动时由我背她。走得肚子饿了，却买不到吃的。只见一家pào仗店。爸爸说：pào仗也可充饥啊!说着，他就去买了一串鞭pào，把串绳拆散成一个个pào仗，用他随身带的打火机点燃了放。边放pào仗边走路，果然忘了饥饿。后来终于搭上了公jiāo车。总之，和爸爸在一起，苦中也会作乐。
不仅孩子们热闹，到了周末，上午爸爸照例有几位固定的客人来访。朱幼兰先生(当时在中学工作，后来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慕爸爸的名，设法打听到了地址，以后一直是周日的座上客，如今我还和他的儿子显因有来往。朱南田先生(酱园的职工)也经常来，他对《护生画集》作了很大的贡献。我和恩狗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句的谐音，称他们二人为大朱(珠)先生、小朱(珠)先生。重庆认识的蔡介如先生也经常来访。后来我进了文史馆，和他同馆，经常相见。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是他代表生前友好致辞的。不过如今也已和爸爸作伴去了。
胡治均先生更是每周必到的座上客。不是周末他也会来，直接到楼上坐。他要学画，但爸爸不赞成他学，他和我一样，是爸爸去世后才正式学画的。爸爸只是教他读古文，以提高他的文字修养。
在日月楼，曾举办三次做寿的庆典。1955年妈妈(徐力民，又名寿珠)60大寿。1957年爸爸60大寿和1965年妈妈的亲妹妹我们叫她“联阿娘”的(徐警民，又名联珠)60大寿。每次做寿都很热闹，家属和亲友都来欢聚一堂，并照例由我摄影留念。
此外，新朋旧友到日月楼来访问的，也络绎不绝。到了周末，爸爸总是在楼下的时间多，省得一次次下楼上楼。
住楼房有住楼房的不方便之处。楼下有什么事，必须跑上跑下。一天要吃三顿饭，还得上楼去通知。有一回，兰州客送来一只jīng美的摇铃。我们就用这铃来报告吃饭的消息。
“丁零零零!”
“噢，吃饭了!我们下去吧。”
我和爸爸便放下手头的工作，下楼吃饭了。
“我们成了‘钟鸣鼎食之家’了!”爸爸高兴地说。
我马上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阁序》，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每年到了除夕，更是热闹非凡。兄姐们都带着孩子来父母家。一起乐到夜半才回去，有的gān脆留下来住宿。晚上，家里的电灯全部开亮。
除夕玩儿的花样可多了!吃了年夜饭之后，由我和姐姐们商量，安排种种节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纸上挂起来。我们唱李叔同先生配词的《送别》，唱大家都会唱的30年代歌曲如《毕业歌》之类，也唱种种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齐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着就做种种游戏如击鼓传花之类。游戏中自然夹着受惩罚的人的种种表演。此外还有猜谜等等。出谜语的大多是宝姐，猜出的人可以领赏。还有一种游戏是“猜句子”。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让7个人各记住一个字，然后把本来被关在外面的猜的人叫进来，由他向7个人依次随意提种种问题。例如问：“你是几点钟起chuáng的?”那人回答：“我从少年时候起就是7点钟起chuáng的。”这句中就嵌进了“少”字，不过很容易bào露。那人有时还没问完7个人就猜出来了。
还有一个节目是拿“除夜福物”。这种游戏抗战时期在遵义时，爸爸就教我们做了。日月楼时玩得更痛快，因为人多，而且钱也多了。虽然规定数额，常有人超额。爸爸的那份更是丰盛，有时还买使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拆开来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况渐渐不妙。有一次，里弄的工作人员来关照：为了表示邻里团结，要我们把门口小院子的三边竹篱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篱笆为什么要拆呀?我们心里实在想不通。可是那时的人都已被训练得很驯服，谁敢反抗!于是牢牢的篱笆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变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条。
到1965年的除夕，情况就更令人不解了。正当我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唱歌的时候，后门铃声响了，进来两个警察。说是“来看看”。好煞风景啊!警察走后，我们再也乐不起来了。谁也没料到，接下来就刮起了“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
有朋自远方来
在日月楼时期，经常有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种种客人来访爸爸。如今对不熟悉的人来访，一般总有点警惕。可是爸爸的读者都是从完全陌生到熟悉，甚至变成好朋友的。看来真正迷上他作品的人不可能居心叵测。例如南昌一青年叫宫正的来访，爸爸就留他宿在家里，后来爸爸随政协参观团到南昌时还见面，一起合影。“文革”中他又来访。如今又千方百计找到我，数度在上海见面。像这样的人还有不少。甚至没见过面的通信读者也成了好朋友。例如绍兴农民“红(楼梦)学家”胡世庆就是一例。我们现在一直和他以及他那能gān的妻子董学文jiāo往。他们本是贫贱夫妻。如今妻子已是绍兴国旅的董总;胡先生却依旧是个书生，一直在忙着他那部《中国文化通史》的校改工作。据说他早年家境贫寒时曾以刚穿上身的价值8元的新衣服换取地摊上标价4元的一套《红楼梦》石印本，至今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