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的苦难日子，原以为没有尽头。岂料这一年的12月19日，文化广场一场火灾，使爸爸和他的难友们因祸得福，都从乡下回到了上海。文化广场的管理与上海中国画院属同一系统，广场失火，需要画院等单位在乡下的军宣队、工宣队上来处理善后事宜。所以大家都跟了上来。
人们都忙于处理火灾的事，爸爸则患了重感冒，正好在家里休息。没料到这重感冒终于转为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了爸爸的生命。
“未须寂寞养残生”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我们新闻出版系统在奉贤柘林镇附近的杭州湾边，建立了一个“五七gān校”。1969年11月3日我们为了疏散而下乡时，那“gān校”尚未完工。我们就暂时被安置在柘林镇上一所小学里。自然也是在地上铺稻草。每天帮农民做些活，gān完了活开开会。我倒喜欢这种生活，这比天天在上海开会舒服多了。主要是有实事gān，乡下空气新鲜。每月回家三天。只是十分思念家中老小和港口棉花地里的爸爸。
想把女儿接下乡来，向工宣队汇报了，竟然得到他们批准。我欣喜若狂，马上到镇上买了一只小竹凳，让她来了好坐。哪里知道有一个女同事得知此事后，向工宣队提出抗议：丰一吟可以带孩子下来，我们也可以带，大家都可以带，那我们这支队伍还成什么样!那个女同事是“革命”群众，而且是党员gān部，比我这个一般的群众过硬得多。我母女团圆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幸而家中有英娥阿姨带她睡，接送幼儿园，还不致给妈妈带来累赘。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月29日，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我刚跨上大卡车，忽然从镇上奔来一个人，嘴里喊着：“有没有一个叫丰一吟的，家里来长途电话，快去接!”我心惊肉跳地跑去，一路设想着种种坏消息：莫非爸爸出事了?莫非妈妈病了?莫非孩子……
“喂!一吟姐，”是好猫的声音，她们夫妇正在上海探亲。“英娥阿姨中风了，送医院没救活，已经去世。家中乱成一团，你快请假回来!”
“噢噢，我们今天正好是回家的日子。我本来就已上车，车子等着我呢。我马上回来!”我一边说，一边已禁不住掉下泪水来，使刚才叫电话的人在一旁吃惊，关心地问我。我说了实情，她似乎替我松了一口气。她哪里知道英娥阿姨虽然在我家做保姆，却和自家人一样。她是1953年还没搬到日月楼时来我家的。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有17年了!她一直有高血压。平时我们总让她好好地睡个午觉，虽然年已60，身体还很硬朗呀。我一个个都想到了，怎么就没想到她出了事!卡车一路开去，我的泪水禁不住一直在淌。大家安慰我。同事萧荀说，她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说是做得还不错的。
回到家里，仍然泪水难禁。但有三件事必须马上解决。一是英娥阿姨的后事，二是孩子今后由谁带，三是家务事找谁来做。恩狗说由他去联系殡葬的事。好猫说宝姐已经来电，要我把女儿jiāo给她家。至于家务事，看来就得去找好朋友萧荀了。
三件事都落实了。殡葬定在2月1日，租了半个大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英娥阿姨没有后代，但弟妹们和家属都来了。
萧荀介绍的人很快就到，叫阿英妈妈。家务事做得不错，只是有点厉害。后来我曾看见，她儿子前来探望她时，她一不称心，就打儿子一个耳光。爸爸每天要喝绍兴酒，妈妈有一回吩咐阿英妈妈去买酒时说得啰嗦了些，她回答说：“你们资产阶级挑东挑西的，不如自己去开一家店吧!”妈妈是个软弱的人，只是任她去说。我当时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离了婚，总惦念着前夫这样好那样好。我们确实很怀念英娥阿姨。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孙女钱珏保持着联系。
不是说英娥阿姨没缺点。她也很凶，但只是一只“纸老虎”。我堂姐丰蓉赓那篇《忆子恺叔二三事》中是这样描写英娥阿姨的：
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每年秋天要去上海住上几个月，其间也必去恺叔家住上几个月(吟按：英娥阿姨就是这位三大妈介绍的)，为的是去帮婶妈(吟按：我的妈妈徐力民)翻丝绵。母亲回来常说：“英娥性子真躁，你婶妈去买菜回
来，她常要大声挑剔：什么huáng鱼太小，而且烂的。肉呢!骨头太重，买得不好，还得让她(自己)去重买。可是他们谁也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则常称赞英娥菜烧得好吃，吃饭时必几次三番叫她一起吃。”英娥在恺叔家将近二十年，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欢乐，也分担了他们家庭的忧患，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姓“何”的。
其实妈妈自己去买菜，也只是一种习惯，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怕保姆在菜金上做文章。她深知英娥的忠诚。
恩狗与好猫是难得一起来上海探亲的。况且爸爸因文化广场的失火而提早回上海了，正好我也在。一家人好容易团圆在一起，所以决定在办完英娥阿姨的丧事后，2月2日全家出游，到城隍庙的市场上和豫园去玩一天，中午在那里吃顿素菜。哪里想到，坏事一桩接着一桩来。2月2日早晨爸爸起来小便，忽然跌倒在chuáng前。
爸爸在1970年6月4日写给恩狗的信里说：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猫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吟按：我姨妈的长女，当时是厂医)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常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爸爸信中庆幸自己生病。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jiāo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一请假便是三个月，爸爸一心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他只要宝姐去医院代诊，取到了续假证明，便满足地说：“又可太平三个月了!”自己就不再去透视复查。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不过，这是后话。
那天全靠秋姐的帮助，爸爸住进了淮海医院，住在“六二六病房”第12号chuáng。直到3月28日才得出院。妈妈有青光眼病，去医院服侍爸爸，取自来水是要用脚踩的，她怎么也看不见下方那踏脚板在哪儿。
“一吟，你请得出假吗?我的眼睛这样，怎么能服侍你爸爸!”
那时，柘林的队伍即将转入“五七gān校”。但我总算请准了假，他们同意我留在上海服侍爸爸以后直接去gān校。
爸爸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外面街头的大字报上屡屡提到爸爸的名字，甚至还有批判他的专栏，画着他丑化了的形象。如果医生也是个激进的造反派，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听秋姐说，爸爸进医院时收下他的那位内科主任张医生是不错的。在那种场合她竟果断地收进了一个全市重点批斗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