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清晨，师生二人来到了灵隐，在冷泉亭旁茶室里拣上一个闹中取静的座头，品尝阔别已久的西湖龙井茶，欣赏这个“劫中桃源”。太阳渐渐升高，到游人越来越多时，他们就本着“人取我弃”的jīng神，退出茶室，离开了灵隐。
3月28日，师生二人游了城隍山。上城隍山的一节，还是让我们直接看看胡先生的回忆文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3月28日晨，我们在工人路后面车场上，叫了一辆三轮汽车。司机是位热心而健谈的人。车开动不久，就和我们jiāo谈了：“两位是上海来的吗?”我回答：“是的。”“这位老爹爹是教授，是艺术家芽选”司机操着带绍兴音的杭州官话，似有八成把握地说。
丰先生和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感到一惊。自忖未到城隍山，先碰到“相面司机”了，杭州毕竟“人杰地灵”。再一想，相面先生也得先对准你的面孔看一看，然后再发表议论，然而我们的这位“相面司机”连头也没有回过一次，已能未相先知，实在惊人。惊讶之余，总得问个明白：“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司机仍未回头，风趣地说：“我一看就看出来了。”说话时他摆动着头，抿嘴向前方的反光镜：“面容慈祥，不用介绍，看得出是位有修养、有知识的长者。”随后又补上一句：“我猜对了吧!”“对!”我佩服这位谈吐不俗、“善观气色”的司机同志，就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老爹爹”名字告诉了他。并约略地回答了类似他所说的一些话。
司机同志听了连连说：“丰子恺，老先生，是画家，知道知道，我还读过老先生的作品，看过老先生的画。我说嘛，是好人嘛。老先生挨斗的事，我们杭州早已知道了。”还缓缓劝慰：“老爹爹千万不要难过呀!”丰先生报以亲切的微笑，并说：“不难过，谢谢你，同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呀!”
当车子开到吴山脚下，爬不到十公尺的山坡，忽然不动了。司机同志用尽力气，踏足油门，却无济于事。他建议：“让空车开上山去等候，委屈你们步行上山。”我看这山倒是不高，充其量五六十公尺而已。只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我搀住丰先生，沿着盘山公路而上。岂知只转一个弯，丰先生已经走不动了，看来已无法“排除万难”了。先生就近拣了一块gān净的山石，坐了下来，挥手叫我一个人上去。这真是乘兴而来，扫兴而终。早知开不上山，我们也不来了，我也决定不游。不过，我还得把已经上山去的汽车叫回来，又得像孙悟空划圈圈那样，叮咛先生不要离开寸步。然后择短坡，选近路，迅速爬上山顶。不是我夸口，这样的小山丘，不需十分钟，一下子就能到达顶峰，可是我们的先生却寸步难行。年岁不饶人，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动乱”给他带来的摧残，也显出了恶果。
司机同志见我一个人上山，忙问：“老爹爹呢?”听到情况之后，司机顿时露出内疚形色，“怪我太粗心，我没想到车上坐一个人也许能开上来。现在我开车下去，一定要把老爹爹接上来。”说着，就跨进汽车，往下开去。不多时，丰先生果然被他接上来了。我敢肯定，这位司机同志能把丰先生接上山来，准是费了一番感人的口舌才行哩。
此时的城隍山，星相医卜、庵、庙、观、祠早已dàng然无存，只是扫不掉的大自然风光，依然是那么妩媚。此处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确也不枉此行。其他的旧址遗迹，先生也有所指点，但已不甚记忆，倒是那位陌路知己──汽车司机，给了我良好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可惜在我们归途话别之际，漏了请教他的尊姓大名。回想起来，是件憾事。却似：
新朋到处喜相逢，天下何人不识君。
3月29日，爸爸在胡先生的陪同下，居然访问了一位朋友。我们还是来看看胡先生的记载，更为详尽生动：
这次游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丰先生专门关照，不作任何应酬性的jiāo往。他事先告诉甥女软姐，要她务必遵守。因此在杭期间，并无人访和访人之苦。不过有一人倒例外，那就是先生的多年老友、浙江大学教授、当时也“靠边”在家的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曾留学美国，研究教育学，早在抗战前，丰子恺先生和郑先生已结成莫逆之jiāo。1938年，丰先生受聘浙大任艺术指导，还是竺可桢校长通过郑晓沧先生的转邀的。丰先生和郑先生作诗赠词，相互唱和，亦很频繁。其中有丰子恺先生的《浣溪沙·慰晓沧》：
苍狗白云不可凭，水光山色与人亲，诗人老去惜余chūn;
满架图书都解语，一庭风月最关情，谁言寂寞养残生。
8月29日上午，我们乘公共汽车，来到湖边少年宫下车，在龙游路的一座小花园住宅门首，我们揿了电铃，迟迟来开园门的，是同宅邻居，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见我问的是郑家，表情不甚活络，生硬地回说：“郑家没有人。”我们管自跨进院子，又说：“请问，郑家什么时候有人?”答：“不知道。”再问：“郑家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意思，如果是去买东西，或者在近处，很快就会回来的，就等一会再说。可是邻居的回答，仍是三个字“不知道”。不知怎的，后来倒又有气无力地补上一句：“说是到西山公园赏牡丹去了。谁知道他们有介好兴致。”她对我们如此冷淡，是不是郑先生也有过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因而对郑先生的客人，也来一个划清界线呢?实在令人不解。
鉴此，丰先生说：“留张字条，我们走吧!”我在笔记簿上撕下一页白纸，先生写了“来访未晤”的话，我也没有认真注意，见最后却写了“弟今晚回沪”等语，倒使我愕然，赶紧提醒他：“我们买的火车票是后天的呀!”先生笑笑说：“我晓得，按晓沧的脾气，如果我写了后天，他明天能不来回访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后来，在我们回到上海不久，丰先生在杭州的亲戚朋友，才知丰先生已到过杭州，有的写信来埋怨丰先生，为何不早点告诉他们。杭州一家很大宾馆的一位负责人，就来信说：“先生为什么不住到我的地方来，我是不怕的。”来信中就有晓沧先生的“责怪”信。两位老友，此后再也没有谋面机会。
3月30日，爸爸在软姐家又住了一天，次日才回上海。他在那儿写了一些字留作纪念。胡先生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天朗气清，明窗净几，丰先生兴致极好，一共写了八件行书。其中一纸横批，写的是丰子恺先生的父亲斛泉公《扫墓竹枝词》，共计224字。行笔流畅，一气呵成。字字流丽，笔笔刚健，甚是优美。竹枝词是满姑指定的内容，书成之后，老姐弟共同朗读七十年前父亲的作品，雅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