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 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里又把夜气日常化,作为一种沉静境界的象征了。后来，他更简练的说法是“良知就是独知”时。人们常说的夜深人静你想一想——也是这个意思。孤独的阳明不以夜气为苦的心态悠然可见。静功是动功的本钱亦悠然可见。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 礼仪jiāo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chūn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这里又用“夜”来比方社会状况， 用道德眼看世界的人都有慕古的倾向。阳明是在用社会状况比方人的jīng神境界。 而且人的jīng神境界是可以独立地超越社会此状况臻达彼状况的。
正德十年(乙亥)，阳明为天泽作《夜气说》又qiáng调夜气与白天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他先从感性知觉说文人喜欢的“夜晚现象”：师友相聚，谈玄论道，静谧的夜晚赋于了文人超越的情思。这有点像黑格尔说哲学家是夜晚起飞的猫头鹰，美学家们所倾心的最适宜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夜晚”。但他转而告诫天泽，不能太迷恋夜晚这种孤寂的状态，太离群索居必意怠志丧，这就失去了阳气的滋养。阳明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化任何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想长，就得想办法得全面的“养”。任何故意跑偏树敌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为。阳明在qiáng调转化时的艺术造诣俨然像老子复生，道家与儒家的最大的区别是，道家只重视事物的关系间性，而儒家qiáng调不变的原则性。阳明还相信禅宗“达则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
心学就像心一样不可把握。 细密地领会消化他这些象征性的哲思,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要说的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志,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后”“渐渐昏夜”的年头,
怎么办?——那个无拳的打那个无舌的,那个无舌的怎么说?
而且,打人不一定用拳,说话「广义的表达」也不一定用舌。但是无论用甚么, 都用的是心!在理不清弄不明的文化权力网络中，人心——绝不是那块带血的红肉,——到底该怎样把捉?
2.夜光曲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要提示关于阳明时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种侧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现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会生活,还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风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顾的气概。当然这种世俗生活与阳明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市民社会是当时的空气和土壤，也是后来官府压制王学，但王学照样在社会上流传的基础——明代有了社会，不是国家即社会那个大薄饼了。就思想领域的大气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xué之士在传递着心学的火把，陈献章、吴康斋、娄一斋，独自克己省察，默默地为成圣而刻苦自修着。他们这个谱系倒是直接与阳明相关——因为人们势必首先从思想家的角度来打量王阳明，尽管这已经是倒果为因了。最后一道主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以流氓成性著称久矣。皇帝翻脸不认人，朝廷江湖化的厉害，gān绝户活儿的宦官，争斗不已的文官……
王阳明之所以成为王阳明就因为他是主旋律的边缘人。市民生活以商业发达地区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蛮地的阳明,受不到这种风气的污染。换句话说,若他生活在吴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吴中也不全是名士,个人秉性有来自遗传、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业都在蛮荒之地创立，贵州、江西、两广、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极短，也没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经院哲学、学院学术这个主旋律的边缘人。他不仅更是流氓政治的边缘人，还是其受害者。用夸张的语言说，他是正因痛恨世间正在流氓化而创立他的良知学的。
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走向市井生活、没有走入名士队伍，也没成了阁臣台辅。他虽演出一套军政大戏，却只是个标准的诗人哲学家。成熟的官僚队伍嫌他名士气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怜无补费jīng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任何戏文一样有它的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cháo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都有“夜”“光”之两面性。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满着这种两面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于是,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这是在开端发展时期不太可能的。结尾时只能出现顾,huáng,王那样的反思大师,他们要缔造新的思想之光。
现在要说的是,夜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同理,宦官有忠jian,文官有邪正。每一个体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们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心学也是正邪两赋的，既是“光”也含着“夜”。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阳明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制造了更大的问题。洪武爷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这两样都空前的活跃。洪武,永乐两度开国,基本上奠定了明制的轮廓,但每朝都有新变，每一种变化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洪武爷这个最穷苦的孩子终于开拓了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这个牧童、乞儿、和尚与传统的文官jīng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给过像他一样穷苦的百姓诸多压迫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那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旷古未有的。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时，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从小吃苦太多必养成反社会反政府的性格,长期的军事杀伐也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活着时文官的“故事”已充满戏剧性,他死后就更别提多热闹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gān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绝没想到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自从永乐用郑和下西洋找建文后,宦官渐起。也还因为洪武造成的内官外官的空隙,经靖难之变后,越发空虚。因不与永乐合作,被永乐满门抄斩的数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乐便大用燕王府的旧人,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个惯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东宫旧人或藩邸旧人。几个掌握全国大权的宦官都是这么发达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