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的朋友、学生方献夫就因有“无我之勇”，而入道如箭。无我才能成“自得”之学，修圣学须无我、自得--心学辩证法就是如此。
阳明的无我，像胡塞尔“悬隔法”，把来自经验界的东西甩开，首当其冲的是把官方推行的、士子队伍中流行的、他认为已非朱子本意的朱子学甩开。他在猴年为湛甘泉送行的“序”中，完整准确的阐述了他、也包括湛告别流行朱学的原因。而且下笔就是一扫千年--自颜回死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把握住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传给了孟子。又空白了两千年，才有周濂溪、程明道接续上孟子的传统。但是，「他没明点朱子的名，却分明指的是朱子」紧接着便出现了暗流--在大肆研究儒学的活动中遮蔽了圣道：“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这给后来李贽他们批判假道学定下了基调。
阳明的自得，是自身拥有的道德水平，而非有知道多少外在的伦理学知识。他用愤激的语调说：今世学者都号称宗孔孟，骂杨朱和墨子，排斥佛、道，好象圣学已大明于天下。但我仔细观察，不但见不到圣人，连做到墨子之兼爱的、杨朱之为我的也没有。更没有能做到道家那种清静自守、佛门那种究心性命的!杨、墨、佛、道还能讲究“自得”，有内在的修持，能养育内在的境界。而那些号称圣学正宗的人却只是在做学问、混饭吃!这都是记诵辞章这种通行做法给搞糟的。他们的“成功”世人告诉仁义不可学、性命不必修行。
他们做外缘功夫，本是缘木求鱼的活计，却攫取了现实荣华，自然觉得内缘的自得之学是徒劳无益的了。用孟子的话说，他们要的是“人爵”，自得之学修的是“天爵”。天人又合不了一，高尚便成了个人爱好一类的事情，难受也是你自找的。他的知行合一之旨，只能打倒外缘性的求知的做法，才有可能归拢到“致良知”正轨上来。
11.反身而诚
猴年(1512年，正德七年)，他的另一个好同志huáng绾也告别京华，归隐天台山，去专门修练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去了。这只是脱产进修，并非真正金盆洗手。他是靠恩荫赏赐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当隐士去的。这自然不用多加理会。jīng于识人的阳明也无法看清他死后huáng绾会怎么变化。现在，他对huáng是大动感情，他死后，huáng也对他极仗义。huáng对别人“反复”“倾狡”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用西方谚语说是“搞政治的人无良知可言”。王阳明总想使搞政治的人有良知，虽不像老式儒者那么把政治伦理化，还是想在灵魂深处打通它们，但是很难，所以才有破心中贼难的浩叹。
他本人也不是那么绝对纯粹的，他的《别huáng宗贤归天台序》写的“哲”情并茂，却有为huáng粉饰处，huáng本是恩荫入世，是拣了便宜，王却说他比自己高明，自幼就放弃了举子业、厉志于圣贤之学。若大多数人能恩荫为官，谁还去死啃举子业?自然也都立志圣贤之学了。王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侠气，美化朋友是应尽的义务。他与huáng的感情深于湛，与湛是平行的朋友，与huáng还有纵向的师生情谊。huáng也是有些侠气的人物，不忍与师别却需要老师写几句指明方向的话，这种心情是相当诚挚的，有点心学的火候了。
这一时期，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开口就是这个主题。他说，心本体是光滢明澈的，欲望把它挡黑了，经验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边着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浊。心像镜子，蒙了尘埃就不亮。若从清理外物入手，逐个对付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累尘垢以求明。等于负积累、负增长。huáng开始也是遵循着这种流行文化去做，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几近途穷。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
王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huáng深以为是，总如饥似渴地听他的教诲，每每喜出望外。
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bī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有了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磨练。
那位到南京当学道的王纯甫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相当紧张，阳明刚听到这个情况，一开始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就高兴起来。他写信告诉纯甫，感觉不好是世俗私情，感觉高兴是说明你正在像要出炉的金子一样、经受最后的冶练。现在的难受事小，要成就的重大。这正是变化气质的要紧关头：平时要发怒的现在不能发怒，平时忧惶失措的现在也不要惊恐不安。“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他说，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
自得，自得，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态，自己能听从灵魂的指令，保持虚灵不昧的状态。这是自家吃饭自家饱的事情，谁也不能给谁、谁也替不了谁，自己也不能从外头弄进来，必须从自己的心本体中领取能得到的那一份。你自修到什么程度就得什么果位。
王纯甫收到阳明的信，琢磨了好长时间，给阳明写了封回信，辞句非常谦虚，但语意之间其实是很自以为是的。阳明很反感自以为是，因为这事实上是没有求益的诚意，觉得说什么，对方也听不进去。本想不予理睬了。后来，想了想，生命不永，聚散无常，他自以为是是他犯糊涂，并非明知其非来故意折腾我，我怎能任性只顾自己?
自得之学的天敌便是自以为是。后来心学门徒就有把自以为是当成自得之学的，所谓“良知现成”就是他们的口号，害得刘宗周一系用“慎独”功夫来补救这种放dàng习气。
王阳明深知个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界线。首先是个“诚”的真伪深浅的问题。自以为是者都认为自己是真诚的，弄不好还认为唯我“明善诚身”，别人倒是在装蒜。自以为是往往是自得的头一项硕果，而且绝对是自得出来的。怎么办?
这其实是人类的绝症，也是东方主体哲学的“天花”--不自信其心就不会向往那绝对的善，太自信其心必自以为是。而自以为是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王阳明的办法不可能是科学的办法，只能是准宗教的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只能得手一时而遗患频乃。问题也同样出在超越界线上。科学的办法适应于提高全社会的总体素质，宗教的办法适应于提高个体的良知。若用后者取代前者，必出现造神运动、极左思cháo。若用前者取代后者，必出现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病、文明病。
朱熹是想把心灵问题学术化，类似于用科学解决宗教问题，也的确出现了只有学科而无学的问题，尤其是成为应试的举子业后，与微妙的心灵几乎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