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杨一清等也没想到，时隔不久，传来的竟是阳明客死南安的消息。他们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既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也有随之而来的空虚。桂萼说，我要参他擅离职守、江西军功滥冒。杨一清说，即使他还活着，我也要说服圣上查禁他的新学。若不查禁，大明江山非亡在这些异端邪说上不可。他们提议开会，清洗之。
其实，他们倒王的真正动力在于与张璁的矛盾。张援阳明入阁，以分杨、桂之势;杨、桂便来个先剪除新患再去旧病，唆使锦衣卫聂能迁奏阳明用金银百万通过huáng绾送给了张璁，张璁才推荐阳明去两广。张璁、huáng绾也不吃素，起而抗击。结果是聂能迁在锦衣卫的监狱活活被打死。皇帝也没别的高招，便用挂起来的老办法。按说应该颁发恩荫赠谥诸典礼，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嘉靖忘了他当初为了让阳明去两广，说了那些夸奖阳明的话--鲁迅说流氓的特征就是没标准。皇帝一没标准，大臣就更没标准了--宫廷成了唱大戏的舞台，后来他们之间互有胜负的斗了几个回合，忽而张、桂去职;忽而一清落马。反正一天也不能闲着。
阳明的沉浮，从一开始，真正的导演就是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平定江西后，张、杨同具揭帖，桂个人单具揭帖一致反对阳明入阁。阳明赴广西，杨与桂谋，他势必成功回京，张璁、huáng绾还得推荐他入阁。于是让他巡抚两广，把他铆死在那里。有时加官是带锁。huáng绾、方献夫等王门学生的存在也是他们必打掉阳明的动力。一查禁王学，他们就在皇帝面前成了伪学之士。否了阳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学说，否了他的学说，才能扫除列于宫廷的这些张狂的家伙。
嘉靖八年chūn二月，嘉靖郊游，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内容还是那一套，什么擅离职守，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为高，非议朱子，伪造朱子晚年定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但平叛捕盗，功有足录。宜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则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将桂萼等人奏本下转各部，命廷臣会议该定何罪。此时huáng绾等阳明的学生被排挤到南京或说不上话，望风承旨的众臣自然以皇帝和阁臣的意见为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夺伯爵，禁邪说。事实上等于想将阳明的事功、学说都一扫光。
孙中山死后有副对联，大意是：举国哀痛，举国愤恨，若分清哀痛和愤恨是些什么人，便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功业，毕生学说，若分功业与学说是两件事，便非我党jīng神。
庶几可移赠阳明乎?
2. 悟透之后须物化
阳明走的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jiāo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无治人，则百姓倒霉，国家生事，他们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呢?怎么才能给予他们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学说别无良策。他又报病给山yīn的学生写了信。对龙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231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连淡泊的湛甘泉还走到哪里都大建书院以祀他的老师陈献章呢，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江门之学的影响，以补救白沙学门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遗憾。这也表明建书院已成“形势”。
客观的说，起脚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发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然而连孔子都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尽管有权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那是量的问题，不决定事情的本质。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祖国各地的学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jīng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仁、huáng宏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1200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dòng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jī工厂”，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学派领袖多从此“huáng埔”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dòng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阳明学为主导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掘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号召的，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而且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jīng。”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学的禁毁，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40余人，定期宣讲阳明学，聚会的地点为庆寿山房。十二年，欧阳德、季本等在南京大会同志，讲会地点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国子监，使阳明学呈现继兴气象。除了前面提到的王门书院，尔后的书院、jīng舍、祠堂真如雨后chūn笋，几乎遍及全中国，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华市附近」的讲社，分为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是王门各种讲会的先声;贵阳的王公祠。十四年，九华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jīng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庄。山yīn的新建伯祠、龙山的阳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庐陵「今吉安」的报功祠都是纪念堂、讲会地。秀水文湖的书院、永康寿岩的书院，还有混元书院「青田」、虎溪jīng舍「辰州」、云兴书院「万安」、明经书院「在韶关」、嘉议书院「在溧阳，刻印了阳明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新泉jīng舍「在南京大同楼」。建祠堂的还有龙场、赣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丰、南康、安远、瑞金、崇义、琅铘山。尔后再传弟子建的书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