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_季羡林【完结】(49)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可是,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走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必须决定究竟要向哪个方向走,必须决定停步还是前进。要想前进,就是要想继续写下去,必须付出比以前大得多的劳动。我现在是年过富而力不qiáng。虽然自觉离老年痴呆症还有极长的距离,自觉还是“难得糊涂”的;但是,在许多地方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不服老是不行了。为今之计,最好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只享受人生,而不去品味人生和感悟人生,不再写什么劳什子文章。这样既可以颐养天年,从从容容地过了白寿再赶茶寿。在另一方面还能够避开那一小撮嗅觉有特异功能的专爱在jī蛋里挑刺的人们的伤害,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那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我不反对,文学家们、科学家们、教育家们、军事家们、政治家们在给人民做出了贡献之后,安静地颐养天年,那样做是应该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小车不倒尽管推。”过去九十年,我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我没有任何理由白吃人民的小米。我现在在这里说这一番话的目的,就是要表示“人生漫谈”还是要写下去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还是要写下去的。最近小钢在“夜光杯”上发我写的《老人十忌》,速度显然超过了每月两篇。看来,她是想督促我快写。而于青编选《人生小品》,也表示了她

  对我工作的认可,我不能使她们失望,等到将来有一天,可能我写不下去了,那时我就会像变戏法的下跪一样,没辙了。

  对读者,我也想啰嗦几句。倘若你们发现本书中同其他的书重复过多,那么你们最好别买,我只想劝你们把我这一篇序读一下,闲为其中道出了我写人生小品的甘苦,值得一读的。

  是为序。

  200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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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海泛槎(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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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季先生清华大学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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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海泛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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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

  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dàng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gān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gān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làng。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gān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gān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人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mlet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67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100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4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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