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兰线原计划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宝天铁路改进工程顺利完成后，西gān局提出争取天兰线提前通车，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事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习仲勋和与会同志的热烈支持。提前通车的意见得到中央铁道部批准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当即致电西gān局全体职工：“我们听了王世泰局长的发言，知道你们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积极努力改进工作，获得很大成绩，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车兰州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在增产节约的总方针下，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如期胜利完成你们的计划而努力奋斗。”
为了确保天兰线提前通车计划的实现，习仲勋深人施工第一线，了解情况，当看到工程组织得很好，工人gān劲很大时，他非常高兴。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四次行政会议上说：“天兰路工程进行得很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现正热烈进行‘三反’运动，在去年的工作成绩和‘三反’运动的胜利基础上，今年底通车兰州，是确有保证的。”
“在铁道部、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天兰路终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个月铺轨到达兰州。”十月一日，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发来贺电。习仲勋兴奋地题写了贺词：“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gān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西北铁路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公路建设也很有起色。一儿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修复被破坏的主要公路gān线作出安排，四五月间又作出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定，组织以军队为主的施工队伍参加筑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jīng神，历经艰险，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筑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为后来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础。
■提出和实施绿化西北的伟大工程
西北地区是我国风沙源头之一，由于gān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给当地人民以及huáng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习仲勋生在陕西，长期在西北工作，对西北地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绿化对西北建设和发展之重要。解放后，他十分重视绿化工作，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发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先后共植树九千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乱砍滥伐的势头，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坚持这一方针，组织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树造林二千八百七十万株的任务，推动了绿化大西北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
这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首先要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只有刹住乱砍滥伐之风，保护好现有森林，才能调动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地方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机乱砍滥伐树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陕西秦岭、马栏，甘肃小陇山、洮河、兴隆山、祁连山，新疆天山等林区，曾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宫一带、华山等风景区也发生了严重的毁林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大部由于社会上一般人存在着传统的轻林思想，一些机关部队从局部或本位利益出发，以伐木樵采或垦荒为便宜的生产对象，或由于解决建筑木材需要，盲目采伐，加以木商牟利，竞伐、滥伐、盗伐事情到处发生。‘拔大毛’、‘剃光头’，造成森林加剧破坏的严重现象。”为了制止这种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六日发出护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数机关部队、群众团体，滥伐森林，造成不少损失。此种行为应即严加纠正。”《通令》严格规定：“一、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迹、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三、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采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资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通今》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及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应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凡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七月四日，习仲勋批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铁路沿线林木的指示》，指出：“铁路沿线树木，关系巩固路堤，防止水患，调节气候，直接间接对于农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对爱护路树重视不够，时常发生折枝、掘根、砍伐、剥皮、拔苗等事情，亟须注意防止。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广泛宣传教育，禁止任总破坏，并应切实协助铁路工作人员分段养护，凡对于保护路树有功者呈报奖励，破坏者定予严惩。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严禁滥伐滥垦，“普遍进行宣传，并逐步建立与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在行政领导配合技术指导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护林运动”。到一九五。年底，“全区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个，组织群众护林小组三百一十二个”。仅秦岭林区一处，先后捌立八个管理站，一百八十一个护林小组，订立民主护林公约爝参加护林群众达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还组织了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残败，护棚较有基础地区更进一步开始了封山育林。如宁夏省在全省林业会议及各界代表会议上，通过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罗山与贺兰山东侧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区封山三万余亩。”由于坚决执行护林政策，“在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停止”，“秦岭南坡，甘肃洮河、祁连山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的破坏也基本上停止了”。 “这可说是西北森林有史以来，从滥伐破坏走向护育的转折点，为西北林业工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群众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因而激发了他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西北军政委员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一年“西北区共造林植树三千七百零九万株，超过原定计划八百三十六万株”。同时经过一年的工作，“比较jīng确地了解了林业情况，并积累了一些经验，给今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