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_习仲勋传编委会【完结】(173)

2019-03-10  作者|标签:习仲勋传编委会

  这时,习仲勋除了开会、学习和阅读文件外,很少到厂部办公。他分管的安全技术科和动力生产科有事时,常常找到车问和他商谈。他目睹工厂生产日渐滑坡,工人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的情况,愈来愈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正确和有序,而是无政府主义日益泛滥,社会明显陷入动乱,一时陷人费解和迷惑之中。特别是听到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时,他又一次陷人了深思。

  十二月,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洛阳矿山机器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gān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游街,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工厂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对此,习仲勋表现出“缄默”的态度,但内心却十分焦虑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习惯,几乎足不出户,不接待来访,不发表评论。由真诚的拥护到困惑怀疑,再到保持“缄默”,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以冷静理智的观察和思考,关注着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

  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挂职锻炼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后尽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却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写了《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反映出他对这段劳动锻炼的态度和收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矿担任副厂长,大约一个年头,尽管时间不长,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奋不已。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藉以砥砺自己。

  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jiāo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我在工人师傅的帮助指导下,还学会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参加产品的组装。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jiāo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热情豪慡,坦率真诚,说实话,gān实事,肯钻研,讲效率。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

  洛矿自建厂以来,在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积极发挥了大型骨gān企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所以如此,关键在这个厂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工作做得扎实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几点:一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gān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产,又抓安全,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积极办好技工学校和业余学校,大力培训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体福利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现在尽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过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经验还是需要好好总结提高,并把它推广运用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jīng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政治气候持续升温,“文化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社会更加动dàng和无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词,向全国传达了非同寻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三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不点名地诬陷习仲勋等,说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文章旧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拿出来作为“罪证”,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把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话用来说明所谓“斗争”的严重性。之后,上海掀起“一月风bào”,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夺权,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政治风bào迅速在全国刮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公然发表攻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言论,蛊惑群众,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编造刘少奇女儿出车祸的谎言,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骗出中南海,由于警卫保护,刘少奇得以脱身,王光美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斗。随后,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前集会,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刷写标语,要求“揪出”和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李富chūn、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勋也在劫难逃。

  一月四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洛阳矿山机器厂逐渐平静下来。当大多数人家熄灯就寝时,习仲勋宿舍的灯还亮着,他尚未休息,正在读书学习。十一点时,一帮人突然猛敲习仲勋宿舍的房门。秘书范民新刚打开门,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就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勋面前。面对不速之客,习仲勋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一个领头的指着习仲勋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原来,这些人是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专程来洛阳揪习仲勋回西安批斗,以壮大自己组织的声势。此时,习仲勋意识到问题复杂了,预感将会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难。但对去陕西,他不安的心情还有几分慰藉。毕竟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三十九个chūn秋,那里又是养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许多战争年代生死相依的战友和群众。习仲勋几十年后对子女说:“那时西安的造反派批斗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区、心字区等地一跑,他们就会找不到我的。那里的老百姓和我们是鱼水相依呀!”

  习仲勋对来人说:“能否向厂里汇报一下,做些准备,天明再走?”红卫兵蛮横地说:“现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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