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和吴南生还同他们商量了二月五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的事情。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习仲勋主动承担了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天下午，习仲勋又根据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批复，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和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平反大会;三是qiáng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员。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二月三日晚，习仲勋开完省委一个会议后，于十一点半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谈话直至二月四日凌晨二点半。习仲勋批评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的紧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项问题，说明要搞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情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jīng神的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对他们提出接见“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员和有牵连人的要求，习仲勋当即答应，说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见一见。郭鸿志等对习仲勋为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深为感动，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见。
四日下午，习仲勋兑现诺言，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员三十人。习仲勋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平反会，我就不参加了，广东人多，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人的口粮在三十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小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
但是，这些人却仍坚持他们的意见，要求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坚持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诺言办事。经过他反复做工作，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省委的安排，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
二月六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肯定他们当时提出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是正确的，并用一大段话阐述了省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该吸取的教训。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发言，一致拥护省委对于处理这一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会场气氛活跃。“李一哲”案件的公开平反，广大gān部和群众反映qiáng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jīng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会后，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习仲勋和省委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qiáng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dàngdàng的大军。
对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勋投入了极大的jīng力。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涉及面很大，伤害的gān部相当多，影响了gān部的积极性。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gān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加之有人建议在组建海南区党委班子时过多地提名海南籍gān部，被主观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于是省委于当年十二月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
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jīng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意，讲行复查，并希望地方gān部和外来gān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